关于加强镇村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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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及防治

盛立军


　　近年来职务犯罪呈现不断上升态势，根据这类犯罪的新特点，一是重点打击收受贿赂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后台”和“保护伞”。二是重点打击庇护走私和制假售假的公务人员犯罪。三是不论职务高低，只要构成犯罪，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搞法外开恩；对自首或者具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的，依法从轻、减轻判处，做到宽严相济。四是加大适用财产刑力度，绝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五是严惩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当前案犯利用职务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职务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此，本人就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表现、及防治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供参考。

一、职务犯罪的特点

　　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来看，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权、钱、情这三个环节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总体来讲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位高权重，贪污受贿

　　位高权重，贪污受贿是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比如据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部门介绍，税务干部执法犯法、以税谋私，已成为国家税款流失的原因之一。1996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直接组织查处的63起大案要案，都与税收执法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据了解，涉案的税务人员中，有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的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通谋参与。这些违法问题多发生在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税务处罚等重要环节。又如2001年某市一位建筑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发现，一个建筑项目的兴建，从可行性研究开始，到项目竣工，共有23个环节可能出现违法违纪现象，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行贿受贿，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等环节都有可能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多发区。行家们说，工程设计文件的一笔一划，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是“钱”。在房地产经营上，出现犯罪的高官极多，广西的成克杰，广东的于飞，沈阳的慕绥新和马向东等，都与此有关。
　
　　对近年来受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五多”、“两突出”的现象。即：从发案单位类型看，工矿企业发案多；从涉嫌犯罪的主体看，担任正职领导的多；从岗位分类看，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多；从单位层次看，基层部门发案多；从犯罪性质看，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达到贪污、受贿之目的的犯罪多。在这些案件当中，以小集体徇私舞弊私分公款贪污问题突出；作案时间长、频率高、数额大的现象突出。

　　（二）品行堕落，贪色循情

　　经济上的犯罪与生活上的堕落，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干部的堕落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往往背叛自己的誓言，贪赃枉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终品行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

　　近日，南京市检察院对一批缉拿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罪情”分析，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色循情。调查发现，这些人为了满足女人的欢心，不惜铤而走险“弄”钱的占了70％。另一种情况，就是用贪来的赃款找女人。从公布的厦门“远华”、沈阳“慕马”等案情看，不少犯了罪的领导干部都属这种类型。此外，家族的一些成员在其蜕变过程中有的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家族成员主要是利用干部的权力和威望进行违法乱纪的活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夫唱妇随”。大多数情况是丈夫担任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投机者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则贿之，意志不坚定者也许开始还能抵挡一阵子，久而久之也就下了水，做妻子的不是劝其守节，而是同流合污。更有甚者，有些妻子在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主动进攻，利用丈夫的威望索贿，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就是这样。二是“父债子收”。有些领导干部在行违法乱纪之事时往往还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自己不直接收受，而是让子女帮着收，这些子女也就明目张胆地变着法子到处索要，想着法子捞钱，为其父母收“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利用手中权力，由其子女出面非法炒作地皮，从中“得益”上千万元，成了“父债子收”的“典型”。三是“亲朋借威”。有些领导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是远房亲戚、同学朋友，也凭借某些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收取“报酬”，而后与当官的亲朋共享这份“利益”。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素质低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想信念动摇。

　　（二）法制观念淡薄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法制观念淡薄。

　　（三）特权思想严重

　　 特权思想有两种表现，一是在这些职务犯罪的干部中，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

　　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如在一些司法机关中，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法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成了一纸空文。这些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也是监督制约机制没能正常运转的结果。

三、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

　　主要发生在一线执法业务工作部门的执法环节上，问题的性质是触犯刑律。其具体表现为个别行为主体利用手中职权直接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徇私枉法，进行权钱交易。
在法学发展史上，自然法学派一直主张法是有其价值追求的，那就是正义、自由等等。自然法学说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三个支点：第一，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指普遍的、人类共有的法律。自然法学强调法律的统一性并把法律统一的基础归结为正义、平等、自由、幸福、尊严、权利等；第二，强调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实在法应该属于作为权利或正义体系的自然法，自然法凌驾于实在法之上，具有支配实在法的效力，实在法如果与自然法相抵触就必须修改或废除以满足自然法的要求；第三，自然法本身是由永恒的、先验的、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构成，或说是被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的各种原则构成的，因此，它不具有实在法普遍采纳的成文形式和国家强制。
由于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在历史上曾进行过不少次争论，人们似乎以为分析法学派是否认法有价值的问题。分析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混淆了法律与道德，进而提出法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实在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亦法”的道理。奥斯丁曾指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的优点、缺点又是一回事。它是不是法律是一回事，而它是否适合于人们想象的标准，这又是另一回事。显然，奥斯丁反对把道德标准作为法律的内在条件，法律价值问题是以承认法律有价值为前提，因而没有必要成为法学研究的领域，因此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并不是不承认法的价值问题，而是说法的价值问题无需成为法学的问题，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最终都在一定意义上承认或研究法的价值问题。
法的价值的研究，经过了千百年的凝练，固化了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等几种基本价值形式。秩序指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在文明社会中，法律是预防脱序、制止无序状态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法律是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护的最重要的手段。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哲学上自由的一个具体领域，它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范畴，它意味着人们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所以，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效率或效益一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本来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如提高经济效率，后来为法学界所借用，追求效率成为法的重要价值目标，通常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意义，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正义、公正、公平等是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它们所表达的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社会正义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正当性的观念和制度，它是社会制度正义和主体行为正义的有机的统一。
（一）法的价值即是法对于人的价值。发展与解放全人类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真正的法的价值是谋求人的发展与解放的，否则就是法的价值的畸变，就应当为我们所屏弃。凡是与人的发展与解放背道而驰的法的追求，就不是真正的法的追求，也不是真正的法的价值。任何忽视人与抹杀人的法都是对于法的价值的反动。通俗的说,就是法的价值决定了法要走进百姓生活要平民化.
(二).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其中，法律的支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秩序是法律价值的核心，又是和谐社会最本质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立法及其体系，严格法律实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秩序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法律在建立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成为秩序的象征。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在社会中承载着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功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秩序，就是要形成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要以一种过程的形式持续存在。这是和谐社会之要义和基本特征。法律是社会两大调控系统之一，在调控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方面，是其他任何方法和手段都不可能取代的。法律作为消除无序状态或预防无序状态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律的支撑。
发挥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最基本的方面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权，平衡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依法保障人权是实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本途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一切进步的法的基本特征。一般意义上的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是指那些关于人的先天既有和后天能够实现的价值在法律上的一般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一直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其表现形式，2004年修宪将保障人权直接写进了宪法，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人权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利益，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利益。人权所体现的利益具有道德性，符合道德的一般标准，即既是利己的，又是无害于人的。维护和保障人权能从根本上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充分尊重人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权有建立秩序和消除暴力的功能，创造和谐而不是冲突是人权的内在要求。人权创造的和谐，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法律上表现为法治。而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表现。只有依法保障人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保障人权根本上在于保障人民—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地位，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要尊重并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民主监督权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还要运用法律将人权保障定型化，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彻底消除特权，做到法律高于人情、高于权力，真正用法律保障人权，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和谐。为此,必须从宪政保障、立法、行政保护、司法救济诸方面下大工夫维护人权。
第二、运用法律协调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建立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础上的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利益作为基于现实条件下的客观需要，对法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即利益制约影响法律；而法律一旦形成则对利益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利益平衡是法律的基本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协调社会生活中日益复杂的利益冲突，平衡社会主体的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确认、界定、分配各种利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促进社会各主体利益的实现，特别是对新生利益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确认和保护，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利益协调作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一是必须从改善民生入手，依法最大限度地将财政支出的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向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倾斜，并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二是要重视环境、资源、生态安全等问题，将它们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建立和完善环境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建立生态环保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第三、以法律为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培育诚信友爱社会风尚不可或缺的手段。公平正义是法律固有的品质，公平正义也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保障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宪法和法律制度配置、设计权利义务的方式，确认他们应享有法律地位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保障他们应享有的社会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保障社会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使社会正义真正落到实处。在此基础上，培育和发扬诚信友爱社会风尚，使社会发展实现从法律到道德的飞跃，向更文明的高度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