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计划内安排进口钾肥、复合肥免征进口增值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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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后被害人意外死亡该如何定罪
——要看其死亡原因是否与寻衅滋事的行为有直接联系

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简 今 胜


2003年2月3日晚10时左右，犯罪嫌疑人吴×送、 吴×锋、郑×吉、 吴×仑、 吴×欣伙同曹×新、黄×章、吴×奇等二十人到东华大夏二楼歌舞厅唱歌、喝酒，当晚11时左右，吴×奇唱完一曲后，不肯将话筒交给吴×花（被害人）的朋友，双方为此发生争吵，在旁人的劝解下，平息下来，继续唱歌，到12时30分左右，吴×花及其他的朋友吴×明、吴×芳等人结帐离开，当他们下到楼下时，吴×锋、黄×章等人追到楼下，并将吴×明推下摩托车，这时有人说：“不是这个人”，吴×锋、黄×章便放开吴×明向正想骑摩托车离去的吴×花围过去，这时，吴×送将吴×花拖下摩托车，并与 吴×锋、 吴×仑、曹×新、 郑×吉、 吴×欣、黄×章等人将吴×花围住，并对其实施殴打，吴×花被殴打后爬起来往206国道跑去，吴×送、 吴×锋、吴×欣、郑×吉、黄×章、 吴×仑等人便在后面追，约追有20米远的地方却突然不见吴×花的身影，大家便返回大厦。后来，黄×章、吴×仑、郑×吉等人还将吴×花的摩托车砸坏。2月5日在离东华酒家二百米远的佛子潭找到吴×花的尸体。经法医鉴定，吴×花系因生前入水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可排除外加暴力致死。 [分歧意见]：吴×送、 吴×锋、郑×吉、 吴×仑、 吴×欣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应定何罪。第一种意见认为：吴×送、 吴×锋、郑×吉、 吴×仑、 吴×欣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吴×花的死亡与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行为不符合刑法中的任何一个罪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构成犯罪。我国现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因为争抢话筒唱歌而发生矛盾的，犯罪嫌疑人追打的对象是吴×花（死者），属特定的，此不符合寻衅滋事的客观要件，在嫌疑人追打死者的过程中，死者突然失去踪影，在当时的环境情况下，嫌疑人不可能预见有什么危险发生，只能最大程度地预见到被害人可能是藏匿起来了。并且，经法医鉴定吴×花的致死原因是生前入水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即溺死，可排除外加暴力致死。在东华酒家下面实施殴打的行为，并未造成死者轻伤以上，犯罪嫌疑人的追打行为与死者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不能定为故意伤害罪，在刑法分则之中不能找出相应的罪名来定罪量刑，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应不构成犯罪，否则为客观归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在主观方面，犯罪嫌疑人纠集众人追到楼下，并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殴打，主观上是有明显故意的。在客观方面，造成了吴×花死亡的严重后果。犯罪嫌疑人多人围攻吴×花一个人（此人是特定的），并共同进行殴打，如果吴×花没有及时逃走，有可能被殴打致死伤，吴×花逃走后嫌疑人继续追赶，如果吴×花被追到，也可能被殴打致死伤，吴×花在如此巨大的心理恐慌下，慌不择路，失足跌到水潭里造成溺水死亡，虽然吴×花不是被犯罪嫌疑人直接伤害致死的，但吴×花的死亡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有间接偶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嫌疑人主观上有明显的伤害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追逐、殴打行为，结果上造成了被殴打者死亡，故应构成故意伤害罪。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寻衅滋事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首先本案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本案的死者的死亡与嫌疑人的行为虽然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嫌疑人对最终危害结果，主观上是没有故意和过失的，在客观上，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已经停止。其次，本案构成寻衅滋事罪，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便构成寻衅滋事罪：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本案中的嫌疑人，在属于公共场所的酒家里，唱歌过程中因争抢麦克风而引发纠纷，待事情平息后，又仗着已方人多，出于耍威风、取乐的动机，而借题发挥，将事由无限夸大，并加以利用，进而纠集众人追打死者，如果是正常人，在大年初三，大家都寻求吉利的思想下，此等小事绝对不至于大打出手，故此，嫌疑人主观上是属随意的。嫌疑人的行为是在极能吸引公众注意的公共场所——酒家，制造事端，无理取闹；在殴打被害人时没有特定的作案工具，打击强度也不大，打击的部位也不是要害部位，殴打时还伴有叫嚣、辱骂、示威等言词及行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什么私仇宿怨，也没有特殊的身份关系，而是在是非荣辱观念颠倒不清的好胜心理支配下，公然闹事，寻求刺激。事情发生后本案的嫌疑人对自已的行为后果并不十分关心，而是回到酒家继续喝酒，还特意砸坏死者的摩托车，使自已耍威风、取乐的不正当目的得到最大的满足。其行为对象也应为不特定，因为，寻衅滋事的对象不特定性并不是行为之时的不特定，而是指预备行为之前的不特定。本案中的吴×花如果是换成别人，在当时的情况也会被嫌疑人追打。所以，就本案的案情来看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至于死者后来的死亡是不能预见、不可避免的，属意外事件，不影响对嫌疑人的定罪。但是，吴×花的死亡与嫌疑的行为有一定的联系，可作为量刑情节。

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简 今 胜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张弘默

　　论文提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行，对于有效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确及时地处理案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失导致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引发了不同的争议。因此，研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相关问题，探悉其不足并加以逐步完善，对于厘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思路，正确体现法律追求的“公平和效率”的价值目标，加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拟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制度重构的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剖析，以其引起其他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及思考，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民分离的产物，同时也是刑、民结合的果实，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了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既有利于保障公民、集体和国家的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完备或不合理而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导致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以实现。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


　　准确把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要前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以下特点：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具有特殊性。


　　就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其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都是经济赔偿问题，属于民事诉讼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所不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诉讼法律关系，即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对于被害人的赔偿是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的，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审理，所以它又属于刑事诉讼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具有依附性。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居于主导地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处于依附地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需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刑事诉讼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就无从谈起。另外，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起诉时效、上诉期限、管辖法院等方面都要受到刑事诉讼的制约，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复合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依附性，决定了其法律适用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使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适用上不仅要遵循刑法的相关规定，而且要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撤诉、反诉等方面都要遵循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法官理解上的因素，因此产生法律适用困难、当事人权益无法保障等诸多障碍，并进而影响到司法公正。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非强制性告知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及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依此规定，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对其量刑的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同时审理，能够促使被告人本人或其亲属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可见，保证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国法律只是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非“应当告知”的强行性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并没有把告知作为审判人员的义务来规定，缺乏了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否告知该项权利的被害人只能凭审判人员的道德与责任心来确定。这必然会使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会带来诸多弊端：一是造成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但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却要交纳相关的诉讼费，而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或阻碍。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的权利也能够得到较为及时的救济。但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的情况不会对刑事判决产生任何影响，故被告人往往也就不会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那么被害人的权利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三是剥夺了被告人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没有在刑事一审宣判前提出赔偿的请求，而是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如果法院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支持了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人的经济赔偿要求，这无疑就等于是法院既对被告人在刑罚上加重了处罚，又在经济赔偿上增加了被告人的负担，使被告人受到双重、严厉的制裁。这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也有悖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冲突性。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法律适用上要同时依据刑事与民事的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对某些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尽相同。现行法律要么对应该适用哪种法律却没有具体的、确定性的规定，要么就是相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与民事法律冲突，这不仅导致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面临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给司法审判带来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也违反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当事人的相关权利难以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