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订《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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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


关于搬运危险性物品的几项办法

1951年10月9日，劳动部

一、货主在委托搬运危险性物品（包括易燃性、爆炸性、有毒性、刺激性等物品）前，须将物品的名称、数量、性质及包装等项情况，以书面通知搬运公司。
二、货主应根据待运危险性物品的性质妥为包装，并在该物品之包装上标以“危险品”、“有毒物品”及其名称等明显记号。如果包装破损可能造成中毒或其他危险者，工人可随时拒绝搬运。
三、搬运公司必须备有足够的、有效的防护用具及急救设备。
四、搬运有毒性物品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为六小时至八小时；其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中间应有适当的休息时间。
五、搬运危险性物品之工资，应按搬运普通物品工资的百分之一百十五至百分之一百五十计算。
六、搬运工作开始前，货主及搬运公司必须向工人详细说明所搬运物品的危险性及防护方法，并负责解答工人提出的搬运中应注意的一切事项。
七、搬运公司、搬运工会应会同经常用人力搬运危险物品的货主，制订搬运危险性物品守则，其内容包括下列各项：
1、货主所派指导搬运工作人员的责任事项。
2、搬运危险性物品时，应特别注意事项及对工人要求事项（如不准吸烟、爱护用具、遵守搬运操作规则等）。
3、工作中发生事故，采取紧急措施的具体规定及紧急报告制度。
前项守则，应报请当地劳动行政机关审查备案。
八、搬运公司调拨工人时，应就工人的技术、经验、体力等作适当的考虑。
九、搬运公司应建立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制度，提高工人对搬运危险性物品应有的知识。
十、货主、搬运公司因违犯本办法而发生事故时，应视情节轻重，予以适当处分。
十一、在搬运危险物品工作中，工人健康或生命受到危害时，应享受下列待遇：
1、工人中毒或受伤时，货主应负责其全部医疗费用，工资照发。
2、工人因搬运危险性物品致成残废者，依不同情况，货主一次发给工人三个月至九个月的工资，作为残废抚恤费。
3、工人因搬运危险物品致死者，除由货主发给死者等于两个月工资的丧葬费外，尚须一次付给死者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其数额等于死者本人九个月的工资。
上述工资的计算方法：每日工资是以每日规定的工作时数、每小时搬运的件数与计件单价连乘得之。每月以二十五个半工作日计算。
十二、各地劳动局应根据本办法会同搬运工会、搬运公司及其他有关机关，拟订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审核批准施行。
附注：本办法中所称“货主”，系指对搬运物品握有所有权之工厂、企业、团体、商贩及其代理人。


审判需要怎样的社会效果

刘本荣


审判要讲究社会效果，没有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失去意义。但是，何谓审判的社会效果，审判的社会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到底应怎样正确看待、衡量和评价审判的社会效果？对此，人们的认识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面对同样的审判，同样的审判结果，有人认为充分体现了社会效果，而有人认为则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审判的法律效果是从法律本身这种较具确定性的标准来衡量的，而社会效果则是从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社会基础、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法律的价值体现和实现等来衡量的。相比于法律效果，对社会效果的衡量显然更具不确定性、相对主观性，更难以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的这一特质不仅影响着法官的清晰思维，影响着社会大众对审判的正确评价和认同，而且有时还为一些人有意曲解和利用，成为一种“旗号”和“借口”。
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放的《大法官》中，人们逼真地看到了讲究审判的社会效果是怎样成为了一种“有理有据”的“旗号”。面对金城县农民状告县政府一案，市委书记孙志一再强调的是所谓的“维护稳定”、“保障改革”，所谓的“维护市委和政府形象”，所谓的“爱护一个好干部”，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才是审判应体现的社会效果，而为了体现这些社会效果，牺牲一下法律效果又何妨？应该说，类似的观点和情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并非个别。
审判需要怎样的社会效果？审判需要的是以法律效果为前提的社会效果，缺少了这一前提，社会效果便失去其意义。具体来讲：
审判需要最终统一于人民利益、统一于“三个代表”的社会效果。相对《大法官》中孙志书记所言的社会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社会效果的存在。这就是，“广大农民利益的极大损害”、“法律权威的被践踏”、“老百姓法律信念的丧失”、“党和政府形象的更大损害”等等。二者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就在孙志书记后来自己所言的“高度”不同。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我们就能够看到审判真正的社会效果之所在，也就能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审判需要法律条文最准确适用后的社会效果。这样的社会效果体现了法律条文和法律内在精神的统一，消除了法律本身固有的不足和弱点，找到了法律规定和具体情形的最佳结合点，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大法官》中，王杏花被判15年，王大凡未被判死缓，就有这样的社会效果。
审判需要法律手段最恰当选择、最合理运用后的社会效果。法官不是适用法律的机器，适用法律不是方程式运算。应当看到，在调解、判决、保全、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和解、公告、送达、职权取证，甚至诉讼进度的把握等等法律手段的选择、运用上，目前我们的法官有较大的自由度，而这种自由裁量权运用的不合理、不恰当，就会产生“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下的实质不公正，就会出现表面具有法律效果，而实际没有社会效果。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的审判社会效果的缺失尤其应引起重视。
审判需要法律效果得以体现、得以实现的社会效果。一个正确的裁判，因为无法执行，未执行，导致的将是裁判的法律效果不能实现，从而法律效果也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果，判决成“法律白条”。一份结果正确的判决书，因为缺乏充分的说理，导致的是法律效果不能体现，导致的是当事人和社会大众对判决的难以认同，从而缺失应有的社会效果。
审判需要法律效果被延伸、被扩大后的社会效果。通过这种效果，我们看到了庭审变成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看到了司法建议的独特魅力，看到了法官到监狱回访，帮助罪犯改造的奇特作用……

初稿于2001年11月5日、修改于11月7日海口
作者：刘本荣 单位：海南省高级法院 邮编：57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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