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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

京政发[2001]4号


为贯彻国务院印发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进一步推动本市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意见。
第一部分 软件产业政策
第一条
软件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对推动首都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鼓励自主创新，通过在政策、资金上予以特别支持，推动本市软件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保持软件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并尽快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条
本市对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实行认定制度，经认定的软件企业享受国家及本市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认定工作由市科委负责。
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受理企业的认定申请并组织初评。初选名单报市科委审核，经会签税务部门批准后正式公布，并颁发软件企业证书或软件产品证书。经认定的软件企业同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软件企业实行年审制度。未经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企业，取消软件企业资格，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第三条
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认定工作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认定标准和收费标准。认定工作的完成时间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市科委要加强对软件产业的行业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充分发挥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在市场调查、信息交流、咨询评估、行业自律、知识产权保护、资质认定、政策研究等方面的作用，按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履行职能。
第五条
市政府建立软件产业创新创业资金，由市财政在每年核拨给市科委的科技经费中安排，主要用于支持企业、个人利用软件成果创业投资和软件孵化器建设。
第六条
市计委、市科委、市经委共同出资，设立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技术和产品;培养软件产业高级人才;鼓励软件出口型企业通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计委、市科委、市经委另行制定。
第七条 将软件产业基地的建设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市计委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软件产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在京投资兴办软件企业或兴建软件园，其建设项目所需用地，凡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可免交土地出让金。企业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被取消软件企业资格时，应按规定补交全部土地出让金。政府有关部门在规划、立项、可行性研究等方面提前介入，主动提供服务。
第八条
为软件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有关部门积极帮助软件企业完成上市前的培育、改制等程序，推荐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上市，并提供便捷的服务。
第九条
依据《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及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2010年前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十条
依据《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及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税收政策，新创办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并经认定的软件企业，也可以选择享受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软件企业人员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十一条
软件企业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除列入《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商品外，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凭软件企业认定证书直接向海关申报，办理有关免税手续。
第十二条
积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内企业在京从事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平台、开发平台、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大型应用软件系统等基础软件和共性软件的研究开发，支持研究开发单位参与国家项目的竞标。对取得国家科技经费支持的项目，在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予以一定比例的匹配。
第十三条
鼓励国内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在京设立各种类型的软件研究与开发中心。经市科委认定符合驻京研发机构条件的，可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市外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推介软件出口型企业和出口产品，为软件企业享受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获取出口信用保险提供便捷的服务。
第十五条
鼓励软件出口型企业通过GB/T19000－ISO9000系列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和CMM（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其认证费用由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予以一定支持。市外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软件出口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第十六条
软件产品年出口额超过100万美元或注册资本达到200万元人民币的软件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直接在市外经贸委登记取得自营进出口权，或经审批取得自营进出口权。
第十七条
支持软件企业建立智力、技术和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软件企业可允许技术专利和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并将该股份给予发明者和贡献者。以软件成果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由出资各方协商约定，但以国有资产出资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办理。
国有及国有控股软件企业可从每年净资产增值部分中拿出总额不高于35％的比例，以股份期权形式奖励给经营管理者和技术骨干。
第十八条
市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软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增加本企业资本金投入以及个人第一次购买住房、轿车的资金补助，补助标准不超过个人上年已纳个人所得税的80％。市科委牵头制定有关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并具体组织实施。
根据企业自愿的原则，软件企业从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可提高到20％。

第十九条
凡受聘于本市软件基地或软件企业，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或在国内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软件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由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办理调京手续，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随调、随迁。

软件系统分析员、系统工程师以及软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可根据本市有关规定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有关待遇按《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的暂行办法》（京人发〔1999〕38号）执行。
第二十条
实施全球化人才战略，国外留学生和外籍人员来京创办软件企业的，享受国家及本市对软件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市教委根据发展软件产业的市场需求，适时调整计划，进一步扩大软件人才培养规模。依托高等院校，联合科研院所、成人教育机构、民办大学以及企业等其它社会办学力量，多渠道培养各级各类软件人才。有关部门积极聘请国内外软件专家来京讲学，支持高层次软件科研人员出国进修。
第二十二条
加快首都信息化进程和对本市传统工业的信息化改造，扩大市场需求，带动软件产业发展。
实施有利于软件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本市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购买的软件、涉及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软件，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所购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可以按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报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后，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第二十四条
鼓励软件企业积极进行软件著作权登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不得在计算机系统中使用未经授权许可的软件产品；严厉查处组织制作、生产、销售盗版软件的活动。具体办法由市知识产权局会同市版权局研究制定。
第二部分 集成电路产业政策
第二十五条
制订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引导、鼓励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投向集成电路产业，促进本市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建成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
第二十六条
鼓励境内外企业在京设立合资和独资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凡符合条件的，有关部门应按程序抓紧审批。
第二十七条
符合国家规定的集成电路产品和集成电路企业，享受《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及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二十八条
经本市认定的集成电路产品和集成电路企业，享受本市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二十九条
本市集成电路产品及集成电路企业认定工作由市经委负责。企业向市经委提出申请，市经委审核并会签税务部门批准后公布，向企业颁发认定证书，同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第三十条
申请集成电路企业认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京的以集成电路产品制造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仪器、材料制造为主营业务，具有相应的生产经营条件，集成电路开发和生产加工的销售收入占企业全年销售收入50%以上的企业。
集成电路产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未封装的集成电路），电路（集成电路成品），集成电路生产所用的专用设备、仪器及原辅材料，多芯片组件。
（二）上述企业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
2．集成电路生产线月投片2万片以上的企业。
3．集成电路产品的年销售收入达5亿元人民币以上（含自行开发的集成电路技术的转让收入）的企业。对于自产的集成电路产品直接为本市电子产品整机企业配套的企业，其为配套企业年提供的集成电路产品合同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4．专用设备及原辅材料研制生产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第三十一条
经批准，由市政府发起，国内有关投资机构及大企业共同参与，设立北方微电子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发展基金），采用市场化运作，以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对集成电路的工艺研发、产品设计、设备材料研制及产业化重点项目的投资。
第三十二条
对于批准建设的集成电路项目在建设期间所发生的贷款，市政府给予贷款利息补贴，按照建设期间实际发生的贷款利率补贴1.5个百分点，贴息时间不超过3年。在政府引导区域内建设的，贷款利息补贴可提高至2个百分点。
对于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项目，政府按企业注册资本的15％跟进投资，政府投资不行使表决权，不参与分红，但可议价转让撤出。
第三十三条
建立以社会资金为主，政府引导、参与的风险投资机制。各类投资公司所持有的集成电路企业股份，可按国家有关规定撤出。
第三十四条
将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建设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有关部门在规划、立项、可行性研究等方面提前介入，主动提供服务。“十五”计划期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国内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在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规划区域内设立集成电路企业。具体办法由市计委会同市经委、市外经贸委组织制定。
第三十五条
政府以划拨方式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七通一平”（通路、上水、雨污水、电力、通讯、煤气、热力和平整）的土地，使用期限为30年。在使用期限内，企业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不得转让、抵押。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可免交土地出让金，企业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被取消集成电路企业资格时，应按规定补交全部土地出让金。
第三十六条
对于符合外商投资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条件或外商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上的集成电路项目，经项目审批部门与税务部门共同审核批准后，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能达到先进技术标准的，可再减半征收三年。
第三十七条
为集成电路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对符合上市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市经委、市计委、市科委、市外经贸委、市政府体改办、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等部门要积极向有关部门推荐、通报，并帮助集成电路企业完成上市前的培育、改制等程序。对符合境外上市的集成电路企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为企业在境外上市提供便捷的服务。
第三十八条
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的折旧年限最短可为3年。
第三十九条
鼓励集成电路出口型企业通过GB/T19000－ISO9000系列质量保证体系认证。
第四十条
集成电路生产工艺研发及集成电路设计业，视同软件产业，适用软件产业有关政策。具体认定标准和办法由市经委负责制定。
第四十一条
集成电路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人才政策，比照本意见第一部分软件产业政策的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二十条执行。
第三部分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凡在京设立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均可享受本意见规定的各项政策。
第四十三条
本意见自《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颁布之日起实施。

完善我国违约责任制度十论

2000年11月24日 14:16 王利明/姚辉

制定并实施相对完善的合同法，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违约责任制度既是合同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结合有关学说和司法实践，深入探讨主要违约行为形态及责任方式，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我国的统一合同法中，应当建立和完善预期违约、根本违约、双方违约、第三人侵害债权等违约责任制度，应当使瑕疵担保责任和不适当履行责任两种制度合而为一，应当确立违约金以惩罚性为主、赔偿性为辅的原则。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特别是其中可得利益赔偿的合理标准，以及强制实际履行、定金制裁和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等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作者王利明，196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律系副主任；姚辉，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民商法教研室副主任。

作为合同法的主要组成部分，违约责任制度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参与起草统一合同法的过程中，我们结合有关学说和司法实践，对违约责任的若干理论和制度问题进行了思考，现将部分心得发表于此，以就教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同仁[1]。

一、关于预期违约

预期违约(Anticipatory Breach)亦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种。所谓明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毁约，是指在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到来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另一方又不愿提供必要的履约担保。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实际违反合同义务。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此种违约只是“一种违约的危险”或“可能违约”[2]，它所侵害的不是现实债权，而是履行期届满前的效力不齐备的债权或“期待权色彩浓厚的债权”[3]。

预期违约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特有概念，最早起源于1853年英国的霍切斯特诉戴纳·陶尔案[4]。《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10条、2609条对此作了详尽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72条吸收了英美法的经验，对预期违约作了规定。在大陆法国家，法律规定了双务合同的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极为相似[5]。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确认了默示毁约制度，但并没有规定明示毁约，且默示毁约制度仅适用于涉外经济合同。显然，我国法律关于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是不完整的。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巩固合同效力，避免或减少债权人的损失，有必要完善我国的预期违约制度，同时也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一制度的独立价值。我们认为，这里需要搞清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拒绝履行的违约形态可否包括明示毁约

拒绝履行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以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履行其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111条称之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大陆法国家的学说和判例常常将明示毁约包括在拒绝履行之中，其主要理由是：给付拒绝与履行期无关，履行期届满前也会发生拒绝履行问题[6]。我们认为，拒绝履行不应包括明示毁约。一方面，在债务履行期到来之前，债务人并不负实际履行的义务，如果债务人在此时作出毁约表示，债权人并没有因此而取消合同，则债务人还可以撤回其毁约意思表示，这样债务人便没有构成违约；同时债权人如果根本不考虑债务人作出的毁约表示，坚持待合同履行期到来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合同，而届时债务人履行了义务，则也不构成违约。另一方面，在损害赔偿的范围上两者应该是有区别的。如果履行期已到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则应按照违约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赔偿数额；如果是明示毁约，则应以毁约时的价格计算赔偿数额，而且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到因债务没有到履行期，债权人仍有很长时间采取措施减轻损害，债权人通过采取合理措施所减轻的损害，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可见，大陆法学者认为因为拒绝履行和明示毁约在赔偿范围上是一致的，因此前者应包括后者的观点[7]，显然是不妥的。

（二）不安抗辩制度可否代替默示毁约制度

大陆法国家的许多学者认为，大陆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可以代替英美法的默示毁约制度，因此不必单设预期违约。但是，这两项制度实际上不能相互取代。经过仔细比较可以看出，默示毁约制度较之不安抗辩权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秩序。具体地讲，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需要前提条件，这就是要求债务人的履行应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负有先行给付义务的一方在先行给付以后，另一方才作出给付。正是因为履行时间上有先后，在一方先行给付以后，因对方财产状况恶化等原由而有可能得不到对待给付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不安抗辩问题。若无履行时间的先后顺序，则仅存在同时履行抗辩而不存在不安抗辩问题。默示毁约制度的适用则恰恰不需要这一前提条件，它能够广泛地发挥作用，及早地防止或制止各种可能有害于合同履行、危及交易秩序的行为，同时赋予受害人以各种补救的权利，而不安抗辩权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却很有限。将《美国统一商法典》、《公约》与德国和法国的《民法典》相对照，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区别。应当承认，取法乎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是完善我国合同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关于瑕疵担保责任与不适当履行责任

瑕疵担保，是指有偿合同中的债务人，对其所提出的给付应担保其权利完整和物的质量合格。如果债务人违反此种担保义务，则应负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分为两种，即权利的瑕疵担保和物的瑕疵担保。其中，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不适当履行责任关系十分密切。在两种责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各国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按照罗马法的模式，确认了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但在违约形态中没有作出关于不适当履行的规定；瑕疵担保的责任形式主要是解除合同或减少价金，买受人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可请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德国和法国法采纳了此种方式[8]。二是确认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对标的物质量负有明示和默示的担保义务，在出卖人违反义务，交付有瑕疵和缺陷的产品时，则按违约行为对待，买受人可获得各种违约的救济。英美法和《公约》采纳了此种方式[9]。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第二种方式更为合理。第一种方式不能对买受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它所规定的出卖人担保义务范围太小。同时，采用第一种方式也不利于澄清大陆法中长期存在着的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的交叉、矛盾、不协调等混乱现象。

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对销售者出售不合格商品的责任、对买受人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都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规定属于瑕疵担保责任制度[10]。实际上，我国法律历来是将瑕疵担保责任作为不适当履行责任对待的。在出卖人交付的产品不合格时，买受人可采取各种补救措施维护其权利，而不是仅能要求解除合同和减少价金。显然，这与大陆法的瑕疵担保责任形式完全不同，而更接近英美法的规定。

我们认为，大陆法确认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法的规定影响的结果。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一种最佳的法律调整措施，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1.补救方式过于简单。因其主要形式是减价和解除合同，这就使合同责任的其他各种形式如修补、替换、损害赔偿等方式不能在瑕疵担保责任中得到运用，使买受人难以寻求到更多的补救措施，尤其是不能运用损害赔偿方法来维护自身利益。

2.适用时间过于短暂（如德国法规定为6个月）。这也不利于保护买受人的利益。

3.大量不适当履行现象未被包括。例如出卖人交付的货物在给付数量、履行方法等方面不符合债的规定，特别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附随义务的情况下，因与物的瑕疵无关，故不能成立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这就人为地造成了两种制度并存的现象。在德国，这两种制度“自民法典施行以来，成了无尽的争议的原因”[11]。

4.权利瑕疵和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区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因为两种担保制度在补救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在适用中也显得极不合理。正如德国债务法修改委员会所指出的：“权利瑕疵与物的瑕疵，竟发生这样不同的法律效果，使人不可理解。至少，假如两种瑕疵类型有明确的区别，恐怕还可容忍，但现实并非如此”[12]。

基于上述理由，摒弃瑕疵担保责任的概念，而完全以违约责任替代之，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认为，只要出卖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不管出卖人的不履行属于物的瑕疵还是权利瑕疵，属于异种物交付还是出卖人违反其他义务，除出卖人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可以被免责以外，均应负不履行合同的责任，而买受人则可以寻求各种违约的补救措施。

三、关于根本违约及其与合同解除的关系

根本违约(Fundamental Breach,Substantial Breach)是英美法规定的一种违约形态，指义务人违反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条款即条件条款而构成的违约，受害人据此可以诉请赔偿，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公约》第2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所谓“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是指合同如期履行以后，受害人应该或者可以得到的利益[13],实施此种利益乃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另一方面，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能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违约人及一个合理人在此情况下不能预见到违约行为的严重后果，便不构成根本违约。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一方违反合同，以至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在被允许推迟履行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与《公约》的规定相比，我国法的规定显示出如下特点：第一，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严格，没有采用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而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第二，在违约严重性的判定上，没有采纳《公约》所规定的某些标准。如没有提及“实际上”剥夺另一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这一情况，而只是采用“严重影响”一语来界定违约程度。比较而言，我国法律赋予了债权人更为广泛的解除合同的权利。

除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以外，我国其他有关合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根本违约作出规定，这是我国合同法的缺陷之一。根本违约制度作为允许和限定债权人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解除合同的重要规则，是维护合同纪律、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其适用范围应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