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保护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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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林权争议处理若干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5号


　　《广州市林权争议处理若干规定》已经2010年6月21日市政府第13届11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万庆良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广州市林权争议处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公正、及时处理林权争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林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林权争议处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林权争议，是指单位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个人之间因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产生的争议。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镇人民政府负责依法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

　　市、区、县级市、镇人民政府负责林权争议处理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各级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调处事项。

　　街道办事处按照本规定负责有关林权争议处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林权争议按下列规定实行分级负责、就地调处：

　　(一)街辖区内发生的林权争议和镇辖区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林权争议，由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当事人应当向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提出申请，先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受理、调查、调解。调解不成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报区、县级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调处。

　　(二)镇辖区内发生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林权争议，由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当事人应当向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提出申请，由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受理、调查和调解；调解不成的，报镇人民政府处理。

　　(三)区、县级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跨街、镇林权争议，由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当事人应当向发生争议的森林、林地、林木所在地(以下简称争议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提出申请，由最先收到调处申请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受理、组织调查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报区、县级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调处。

　　(四)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跨区、县级市林权争议，由市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当事人应当向争议地的区、县级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提出申请，由最先收到调处申请的区、县级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受理、组织调查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区、县级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报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调处。

　　(五)本市与其他市的林权争议，按照《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前款规定的市、区、县级市、镇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和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调处机构。

　　第五条　跨街、镇和跨区、县级市林权争议，争议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同时收到调处申请的，或者当事人对管辖主体有异议的，跨街、镇林权争议，由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指定管辖；跨区、县级市林权争议，由市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指定管辖。

　　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致使林权争议管辖权改变的，原受理机构应当将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移交有管辖权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处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六条　当事人申请处理林权争议，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提供下列材料：

　　(一)林木、林地权属的证明文件及其来源；

　　(二)证人姓名和住所、联系方式；

　　(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以及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

　　第七条　林权争议处理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受理：

　　(一)申请人与争议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调处对象、具体的调处请求；

　　(三)有具体的事实依据。

　　第八条　林权争议处理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不予受理：

　　(一)已经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

　　(二)人民法院已作出裁定、判决、调解结案或者已受理的；

　　(三)属于林木、林地流转过程中发生的承包经营权、收益权等纠纷的；

　　(四)属于林木、林地侵权行为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跨街、镇或者跨区、县级市的林权争议，由受理申请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会同争议地所跨另一辖区或者行政区域的同级林权争议调处机构(以下简称另一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联合调解。

　　受理申请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将申请书副本、申请人提供的争议林地权属证据和本机构的意见送另一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另一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在15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给被申请人，并向被申请人发出《关于提交书面答复的通知》。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30日内，向发出通知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提交书面答复和有关权属材料，该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将本机构的意见及时答复受理申请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并附上被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答复和有关权属材料。

　　跨街、镇和跨区、县级市的林权争议经联合调解达成协议的，林权争议调解书应当加盖争议地参与联合调解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的印章。

　　第十条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无法提供林权证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在林木林地所在地进行权属主张公告，并同时通过互联网或者媒体发布公告，公告期限不得少于3个月，公告期满后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林权争议处理期间，第三方提出书面权属异议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权属异议之日起10日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通知第三方。能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的，应当列为第三人参加处理；未能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的，不列为第三人。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确定第三人参加林权争议处理的，应当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送达第三人的书面权属异议和证明文件；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第三人的权属异议和证明文件之日起30日内向林权争议调处机构提交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受理林权争议处理申请后，应当召集当事人到权属争议现场勘查，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代表参加，确定争议范围。跨街、镇或者跨区、县级市的林权争议，由争议地两地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共同召集争议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现场确定争议范围。

　　勘查的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绘制林权争议范围图，由勘查人、当事人和基层组织代表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勘查现场或者拒绝在勘查笔录上签名的，应当在勘查笔录中注明。

　　第十三条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调查的情况应当制作调查笔录，由调查人和被调查单位、个人签名或者盖章。

　　跨街、镇或者跨区、县级市的林权争议，受理申请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负责申请人主张的权属调查取证工作，争议地的另一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负责被申请人主张的权属调查取证工作。

　　第十四条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处理林权争议，可以组织当事人以及有关证人召开协调会。召开协调会应当制作会议记录。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参加林权争议处理的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十五条　下一级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将林权争议报上一级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处理时，需报送下列材料：

　　(一)争议各方的权属证据；

　　(二)争议范围现场勘查笔录及附图；

　　(三)综合调查情况；

　　(四)调解结果报告；

　　(五)其他需上报的情况。

　　第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为村农民集体的，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参加林权争议处理，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委托村民代表参加。一方当事人参加林权争议处理的代表一般不超过5人。

　　第十七条　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林权争议处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查阅、复制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或者调处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请求，应当在收到林权争议调处机构的举证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提供有关证据。因正当事由无法按期提供证据的，经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同意，可以延期提供，但延期不得超过30日。逾期仍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第十九条　在林权争议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终止处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一)申请人撤回调处申请的；

　　(二)发现属于本规定第八条规定不予受理情形之一的。

　　第二十条　调处工作人员与林权争议的标的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当事人认为调处工作人员与林权争议的标的或者对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调处机构申请回避。

　　调处机构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其所在机构负责人决定，调处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主管机关决定。

　　第二十一条　征收、征用有争议的林地，征地补偿款由处理争议的人民政府设立专用账户保管，并于争议解决明确权属后30日内将补偿款及孳息一次性足额发放给权利人。专用账户保管的征地补偿款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二条　林权争议解决后，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林权争议协议书、调解书、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复议决定、人民法院裁定书、判决书等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颁发林权证书。

　　第二十三条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其他相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对应予管辖并符合条件的林权争议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在林权争议处理过程中，违反本规定第十条，未依法进行权属主张公告的；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未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处理的；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未依法进行现场勘查的；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未依法调查取证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未依法回避的；

　　(三)在林权争议处理过程中，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九条、第十三条，不履行组织调查和调解责任，或者不履行联合调解或者调查义务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在林权争议解决并明确权属后，不按时足额发放征地补偿款及孳息给权利人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在林权争议解决后，不按时发放林权证书的；

　　(六)在林权争议处理过程中或者解决后，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公诉处：阮能文）


内容提要：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应该以“着手说”为主，而兼顾其他；限度条件中应坚持“必要说”，权益衡量原则，是衡量的重要依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呈现交叉关系，仅二者同时具备时才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关键词：正当防卫 时间条件 限度条件

根据一般的刑法理论，正当防卫是指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反击行为。对于正当防卫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等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不存任何异议，但是在正当防卫成立要件该当性上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由于法律规定较为笼统，各方争论不休，仁智互见，迄今还没有较统一说法。笔者无意窥一斑而盖全豹，只希望在这问题上的简单思考能对司法实务有所助益。
一、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依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的实施必须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正在进行”一般理解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是尚未结束。
（一）何谓已经开始，同样存在众多不同见解，笔者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分述如下：
“着手说”认为，应该以不法行为人实际着手的时间作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时间。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不法行为人手持菜刀对受害人开始实施砍杀的时间即可以认为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临近说”认为，对于某些危险性较大尤其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时的不法侵害，其已经开始的时间应该提前到预备行为转入着手的时间；“现场说”认为：不法侵害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不法行为人进入实际发生侵害的地点也就是进入现场的时间。
仔细分析上述各种学说，暂且不对它们作优位评判和价值取舍，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且不够开阔，以致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着手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不法行为的实施常常就是在那一刹那，依据“着手说”，对这些危险性特别严重且具有突发性的不法行为，如果要在已经着手时方可实施正当防卫，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使防卫不到位，不利于对被侵害法益的充分保护。而且，对于“着手”本身，在刑法学界的争论甚大，如何认定着手，本身即是一个问题。“临近说”观察的视角过于狭小，在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的问题上，仅仅具有殊别性，而不具备普适性，因此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对于“现场说”，能对“着手说”的缺陷作某种程度上的补正，但是该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某些情况下是不容易确定的，任由防卫人主观臆断不法行为人已经进入现场，就实施所谓的正当防卫，很容易引起正当防卫的滥用，引起道德危险。
综合上述各种学说及司法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情况，笔者以为，认定不法行为开始应该坚持如下标准：在一般的情势下，以不法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不法侵害的时间作为开始的时间，在某些危险性大、程度强烈、具有突发性的暴力性不法侵害，为了能有效保护法益，即使不法行为人尚未着手，或者不法行为人尚未进入作案现场，只要根据当时之具体情势，即可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常常进入现场是判断不法行为开始或者即将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上所述，既然坚持以“着手说”作为判断不法行为已经开始的原则性标准，但是由于对“着手”的含义极其判断本身即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刑法意义上的“着手”问题澄清，以期能够更好把握。关于如何认定“着手”,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客观说”、“主观说”、“折衷说”三种有代表的学说。
“客观说”为刑事古典法学派所主张，认为判断是否着手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不能以行为人主观意思为标准，即该学说强调判断着手时的行为的客观性质，而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客观说”一味强调行为的客观性质，而置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于不顾，是判断着手问题走向一个极端的表现，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不足。
“主观说”为近代刑法理论所主张，该观点站在犯罪人危险性格的发现这个立场，认为判断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入手，以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意思为根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开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着手实行就无法判断 [1]。由此可见，“主观说”是抛弃行为的客观性质而完全建立在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的基础上判断着手的，很明显是对“客观说”的过于矫正，注定也走向了另以极端，也是带有局限性的。
“折衷说”也称为主观的客观说，其侧重于主观说。该学说主张对着手问题的判断不应该单纯用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或者行为的客观性质为基础，应该坚持结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判断其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是否已经达到迫切的程度，并以此作为判断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标准。即在坚持二者相统一的基础上，而对主观方面有所侧重。
笔者以为，“折衷说”集“客观说”和“主观说”之优点，克服了两者之不足，能兼顾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意思和行为的客观性质，同时在具体的案件中，对着手的认定不是在主观意思和行为客观性质上均分，而是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不法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其主观意思的外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行为的客观性质决定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所以，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来认定着手显然更加趋于合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认定标准。
（二）直接认定尚未结束显然有一定的难度和不利于操作，相反，确定结束和尚未结束的“临界点”相对更容易一些。把握好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不同形态，也就能依据“临界点”确定尚未结束的形态。对于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有三种情形：
首先是“侵害结束”，是指不法行为人对客体的侵害已经完成，达到了不法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该过程中，受害人（特指有受害人的场合）没有进行正当防卫或者防卫失败，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势，客观上没有再进行不法侵害的可能，不法行为人没有再对客体进行侵害的主观意思。
其次是“自动结束”，该种情形表现为不法行为人在实行不法侵害的过程中，出于惧怕、悔恨、良心上的发现或者其他因素出自内心地自动彻底中止不法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对客体的侵害。此时的自动中止与认定直接故意犯罪时的中止形态谓为同一，仍然包含两种情形：自动中止不法侵害和在不法侵害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此时，受侵害的客体已经完全脱离危险，没有也根本没有进行正当防卫的必要。
再次是“被迫结束”，该种情形是指不法行为人在实施对客体的不法侵害的过程中，由于实施了有效且及时的正当防卫，对不法行为人进行了有效制止，使其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再具备继续侵害的能力，即使其“不能侵害”，或者是在实施不法侵害的过程中，由于出于不法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将不法侵害进行下去，而根据当时之情势，显然也没有继续实施侵害的可能性。
在不法侵害尚未结束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是当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不法行为人已经离开作案现场，但是确实存在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形下，能否实行正当防卫？或是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是实际的威胁并为完全消除或者是由于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形下过于惧怕、激愤的因素，对于侵害已经结束的事实一时难以分辨清楚，继续进行在防卫人当时主观上认为是正当防卫的防卫时，能否也认定为正当防卫，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而不追究防卫人的刑事责任？此类问题同样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各方各持己见，争论颇大。
笔者以为，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与一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有关，当然刑事立法能对此类问题作明确的规定时最好的解决办法，也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此类规范性规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刑事价值判断和利益权衡。在刑事立法并不明确或者是在此类问题上出现所谓的“立法真空”时，则要根据一国的刑事政策进行认定，因为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国国民在此类问题上的普遍心理认知度，同时也体现了国民对此类问题的普遍情感。具体表现为一国的刑事立法或者刑事政策，对不法行为人和受害客体更侧重于保护前者或者是后者（事实上，就是在正当防卫中，在刑事立法时仍然会顾及对不法行为人的保护，在国外一些刑事立法中明文规定了不法行为人的逆防卫权），当侧重于保护前者时，即体现为轻打击的趋向时，刑事立法或者刑事政策就会把结束和尚未结束的“临界点”前移，当更侧重于后者时，就会相应地把该“临界点”后移。实质上涉及到一国刑事立法或者刑事政策的价值权衡问题。
在国外刑事立法中，对此问题也涉及不多，在日本刑法学界同样存在重大分歧，通说认为该种情形成立自救行为，而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而相反的学说所持观点是：该种情形能够成立正当防卫，理由是要把犯罪既遂和不法行为实施终了相区别，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尽管在多数情势下二者可以划等号。仔细分析这两种学说，可以发现，相反的学说在认定可以成立正当防卫的理由上，要实际认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一方面要存在犯罪行为既遂后继续存在侵害法益的紧迫性，一方面又要在犯罪行为既遂后确立新的标准来认定侵害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方可成立正当防卫，也就是说要在犯罪行为既遂时期外，另外确立新的标准来认定作为正当防卫要件的侵害正在进行的终了时期，而要确立这样的标准尽管在理论上有一定可能性，但是实际上是相当不容易，而且人为把问题复杂化，而通说的观点则把犯罪行为既遂的时期等于不法行为实施终了的时期，不仅在实践上认定比较方面，而且解释起来也比较容易，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但是鉴于我国刑法没有关于自救行为的规定，还是把这样的行为视为正当防卫比较合适[2]。虽然认定此类情形成立正当防卫也能很好地打击犯罪，也能很好保护受害法益，但是在罪行法定的既有框架下，既然不法侵害已经实施完毕，就不具备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间条件，再对不法行为人进行在防卫人看来是所谓的防卫，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二、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1979年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现行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就是防卫过当。比较而言，现行刑法明显降低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更加注重防卫人利益的保护。尽管如此，在限度条件上的争论可以说是在有关正当防卫的所有争论中最激烈的。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什么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什么是造成重大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这二者的关系如何都存在重大分争。笔者就上述争论逐一分述如下。
关于如何确定和理解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有三种不同的学说。“基本必要说”认为，防卫行为同不法行为相比较，在手段、强度、后果、性质等方面要基本相适应，即不要求二者完全相适应，方可满足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否则构成防卫过当，承担刑事责任。“必需说”认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必要限度，只要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无论对不法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轻重，均不认为是防卫过当。“需要说”认为，要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该以该行为是否有利于支持和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为原则，只要防卫人认为有此需要，无论其实施什么样的防卫行为，均可认为是适当的，都成立正当防卫。仔细分析上述争论，不难看出这些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与1979年刑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有关，现行刑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了明确的修改，就只能以此为准。依据现行刑法对此问题的规定，“基本适应说”是原有刑法规定的产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需要说”显然走向了一个重打击、轻保护的极端，完全忽视不法行为人的利益，对防卫手段不加任何限制，极有可能导致防卫权的滥用，以致引起道德危险。“必需说”不仅与现行刑事立法相吻合，而且经过司法实践的长期检验也是完全正确的，该说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进行了充分的价值考量，权衡各方利益，既有利于打击犯罪，也考虑到了对不法行为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赞同以“必需说”来考究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问题。
虽然“必需说”不失是一种可取办法，但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必要”本身的认定也同样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何以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之必要。
首先，要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当然不可或缺或者是本能地就会要对不法侵害的强度进行考量，因为二者是明显相对应，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不法侵害的强度与防卫强度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不会也不能要求二者在强度上完全相称。在防卫行为的强度等于或者是小于不法侵害的强度时，没有考究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之必要，当然更是考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余地。当防卫强度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时，一般认为，在当时之情势下，只要是为防卫不法侵害所必需，就不能认为是超过必要限度，要将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与超过必要限度相区别，况且，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要求是要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当然在此仍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判断认为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是依据防卫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亦或是依据具有正常心理和身理条件的人在此情势下可能作出的主观认知进行判断，亦或是二者兼顾，即坚持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为依据进行判断。笔者以为单纯依据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为依凭，也就是只要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势下自认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就能认定是正当防卫，该种做法虽然不乏其合理性，但是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导致所谓的道德危险。单纯以正常人在此情势下的主观判断为依凭，完全置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于不顾，对防卫人而言，不能不说谓为苛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兼顾两方面，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虑到行为人在当时之情势下的主观意思，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客观因素，才能正确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其次，由于我国刑法二十条第一款并没有规定正当防卫仅仅是不法行为正在进行，而没有如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方可实施，即只有在不法行为在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或者其他权益造成的危险程度具有紧迫性的条件下方可实施防卫。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对此问题的要求要低，条件并不如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严格，体现了我国刑法对防卫人利益的充分保护，更加有利于打击犯罪。但是由此也衍生出在正当防卫限度条件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在某些不法侵害实施的过程中，不法侵害显然已经着手，已经对客体构成了侵害的紧迫性，但是，其侵害的强度并没有表现出来，特别在某些犯罪行为中既包括手段行为，也包括结果行为之时，不法行为人仅仅开始实施手段行为，比如某甲欲盗窃某乙钱物，当甲正在撬锁准备入室之时，某乙发现，此时可以认定甲实施盗窃的行为已经着手，满足正当防卫的实践条件，无疑可以实行正当防卫，但是以什么标准为依凭来衡量防卫强度已经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成为一个问题，依据现行刑法来解释，就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在此种情形下，应当以不法侵害的缓急程度为依据来确定防卫的强度[3],不少学者在正当防卫的限度上对不法侵害的缓急程度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就是在不法侵害的强度已经表现出来的情形下，其缓急程度在衡量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以为，特别是在不法侵害的强度尚未表现出来的情形下，在现行刑法规定下，用侵害的缓急程度作为考究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办法，应该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认可。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相对具体的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标准，（1）为了避免较轻的不法侵害，不允许防卫行为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后果;(2)对于没有明显危急人身、财产等重大利益的不法侵害行为，不允许采取造成重伤等手段对不法行为人进行防卫；（3）能够用较缓和的手段进行有效的防卫之情况下，不允许用激烈手段进行防卫。
笔者以为，虽然对如何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进行了上述阐述和论证，但是，从实质上而言，对此问题的认定仍然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要在理论上作出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需要把握一个总的原则——法益权衡原则。法益权衡原则是指在坚持客观原则的前提下，在同种法益或者不同种法益之间进行权衡，当法益种类相同时，应该以其量的大小为标准；对于不同种法益，则应以保护这些法益的犯罪的法定刑的轻重为标准，但是，事实上，法定刑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出法益孰大孰小，所以还得依据通行的社会观念，依据具体的事实来决定法益的优劣。法益权衡原则其实质关涉到法益之间的相当性，所谓相当性，是从法秩序的角度来考察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于防卫行为所攻击的法益之间有没有明显的不均衡，具体来说，防卫行为必须是按照国家社会伦理规范可以认为时适当的行为[4]。相当性也并不要求二者完全对等，只要相比较而言，没有显著失衡，就应该认为符合相当性的要求。
对于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之一的“造成重大损害”而言，不能作绝对化和机械性理解，“造成重大损害”应该理解为造成了不法行为人死亡、重伤或者财产的重大损害。但是应该与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相联系。
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不能简单认为是并列关系或者是递近关系，笔者以为在具体的案件中，完全存在这样四种可能：一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是没有造成重大损害；二是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是造成了重大损害；三是防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四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损害。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呈现出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且笔者还以为前三种情形能够成立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第四种情形构成防卫过当，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所有的群体都因此而受惠，或者虽然只有以小部分群体受惠，但是其他群体的利益并不因此公共政策而受损，这即是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候极其少，在更多时候，公共政策出台的后果总是表现为利于某以群体而对其他的群体，以致最终导致利益格局的调整。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也一样，总是不会完全顾及到所有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尽管要对不同群体的权益作权衡，这样就很有必要依据一定标准对不同的价值偏向排位，以确定优先满足谁的偏向问题。刑法在此的立法显然关涉防卫人和不法行为人等的利益保护问题，要作出一定的偏向排位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参见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3]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4] 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