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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财政部等


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

教体艺〔200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各保监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精神，建立和完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决定在全国各中小学校中推行意外伤害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意外伤害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

　　当前，校园伤害事故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学校教育中面临的学生意外伤害风险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影响日趋严重，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基本手段，充分利用保险工具处理学校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有利于防范和妥善化解各类校园安全事故责任风险，解除学校、家长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推动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有利于保障广大在校学生的权益，避免或减少经济纠纷，减轻学校办学负担，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1．投保范围。由国家或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都应投保校方责任保险。

　　2．责任范围。校方责任保险基本范围包括因校方责任导致学生的人身伤害，依法应由校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具体可参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事故责任类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3．赔偿范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项目，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校方责任保险赔偿范围。

　　4．经费保障。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保险所需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其他学校投保校方责任保险的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的精神，制定相关办法。

　　5．责任限额。各地要统筹考虑学校经济负担能力、责任范围、赔偿范围、保费水平等因素，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制定责任限额。

　　三、共同推进校方责任保险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政、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校方责任保险投保工作，依据本通知提出的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制订本行政区域实施校方责任保险制度的政策和办法。可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特点、本行政区域的网点覆盖情况、服务能力、保障条件和本地区的财政能力，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招标等形式合理选择承保机构实施统一投保。经营校方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应具有经保险监管部门备案的校方责任保险条款，具有完备的分支机构或网点，具备完善的服务水平、雄厚的技术实力、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充足的偿付能力。

　　各省级教育行政、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建立数据共享、信息互报和定期沟通的制度，合力推进校方责任保险工作，尽快促使全国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全面实现应保尽保。

　　保险监管部门要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科学评估风险，不断完善校园伤害事故保险产品体系，根据校方的需求提供更加丰富和差异化的产品。要加强对经营校方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市场行为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查处不依法及时理赔的保险公司。充分利用保险的经济杠杆作用奖优罚劣，利用保险公司和中介服务公司提供专业服务，督促学校科学评估校园运动安全风险、完善安全管理制度、配齐安全设施、开展学生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最大程度促进和保障校园运动安全体系的建设。

　　保险公司应根据校方责任保险的保障及赔偿要求、当地学校风险状况，设计差异化费率体系和责任范围，为学校提供合理的保险产品；要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提供针对校方风险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跟踪管理；要提高服务水平，本着“公平、公正、高效”的原则，探索建立学生医疗救治绿色通道、校方责任保险纠纷的协调解决等机制，及时迅速处理校方责任险理赔工作，为学校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

　　学校要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保险公司要在学校配合下做好风险评估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公众媒体，采取多种形式，主动宣传开展校方责任保险的重大意义，提升学校对责任保险的认知度，增强其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努力营造安全教育与责任保险相结合的良好氛围，促进学校建立与健全风险管理服务体系。　　

教育部
财政部
中国保监会

二○○八年四月三日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郭山珉

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它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和内在根据，而探讨研究犯罪的主观罪过中的“明知”问题，则对于我们确定犯罪行为的性质，衡量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从而对于解决犯罪人的刑事定性、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而犯罪故意，则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没有犯罪故意就不能成立故意犯罪，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以往的教科书和学说界对何为故意犯罪，未持有异议，这是因为我国刑法14条对此已作了规定解释，下了定义，但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是否应包括在明知内容之中？这在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笔者就此谈点个人观点，供商榷。
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的心理状态，主要是由他的意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组成。而人的意识和意志，是高度组织了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从物质世界产生并依赖于物质世界，因此，人们的感觉、意识、观念、概念以及整个思想活动，作为一种心理事实，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意识因素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人们的行为活动只有在认识活动的基础上，才会有明确的指向对象，才能有确定的行动方向，才能实现理想的目的。因此，意识因素是主观罪过的首要内容，主观罪过的成立与否首先取决于意识因素的有无。
意志因素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对即将要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行为具有支配和控制的心理活动。在主观罪过的心理活动中意志因素是在意识因素基础上形成并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发展方向和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在主观罪过中，意志因素是最终决定主观罪过性质的内在依据。
犯罪故意也是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故意是以认识因素为基础的，意志因素不过是在认识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决定行为实施的内在力量。具体而言，犯罪故意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认识因素上，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是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前提和标志，表明行为人在决意实施某种行为之前，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实施这种行为将对社会利益构成的危害。就认识的内容而言，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明知”，主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具有的危害社会性的认识，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就已经符合犯罪故意中“明知”的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性是犯罪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对犯罪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认识应当以对违法性的认识为客观参照标准，主张以“违法性的认识”去替代“社会危害性认识”；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是“明知”的必要内容。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是故意犯罪明知的必要内容，不但是由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般的社会危害性）的依据和标准的这一不属于明知的内容的刑事违法性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的客观属性所决定的，它没有必要被纳入到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认识内容中而作为犯罪故意成立的基础。其理由是：第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客观的属性，因此对它进行的评价标准也同样是客观的，它并不会以行为人有无认识、如何认识而随意发生变化。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客观属性，也不影响我们评价社会危害性有无的客观标准。第二，将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纳入犯罪故意明知的范围，无助于对犯罪故意的正确认定。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行为实际上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依然不能成立（故意）犯罪。第三，在社会现实中，认识错误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如有的行为人对他人实施“安乐死”，自以为是解除患病者的痛苦，因二不存在社会危害性。但法律却不会因此而否认其犯罪故意的存在。又如有的妇女在遭受强暴时奋起反抗杀死不法侵害人，自以为是“杀人犯法”已具有社会危害性，但这一行为在事实上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法律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自我认识为标准认定她已具有犯罪的故意。不可否认，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有认识的，甚至某些犯罪的故意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规定的特定事实，如销赃罪、洗钱罪等，否则不成立该罪。但这种认识是在行为人故意认识因素已经具备的基础上，再结合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希望或放任所造成的结果来确定为故意犯罪。当然这里所说的结果，需按照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罪的构成要件来确定，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既可以是实行犯，也可以是帮助犯；既可以是对结果的概括性认识，也可以是对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的认识。
（二）、在意志因素上，必须是行为人对将要发生的危害结果持“希望”、“放任”态度，既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希望”和“放任”是人在意志倾向上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犯罪故意“明知”的意志因素。所谓“希望”，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发生危害结果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它常常是通过行为人外在的，促使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积极行为得以体现的。希望意志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希望具有目的性，以目的为核心，犯罪目的是希望意志的核心和指向，是希望意志的始点与归宿。其二，希望具有积极性，行为人希望实现主观的目的，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客观世界，最终满足自己的愿望，因此，希望增强了行为人犯罪的意志。其三，希望具有坚决性，希望的通俗解释是“追求”，行为人会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行为上，希望意志的坚决性即可以反映在犯罪的预谋上，如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犯罪的准备，也可以表现在犯罪的实行上，如攻击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反复实施侵害行为等。而所谓“放任”，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对已经明知的危害社会结果既不积极追求，也不坚决反对，而是听任其发展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常常表现出对其行为导致的危害社会结果的漠不关心，显示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违背行为人意愿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放任”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为实现某一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同一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放任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行为人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财物而使用暴力，对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按结果加重处理。二是对某一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放任对另一对象造成危害结果。例如，丈夫为了杀妻子，在妻子的碗里投放毒药，明知孩子因分食会中毒，由于杀妻心切而放任孩子的死亡。第二，为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猎人为了击中猎物，对正在猎物旁割草的小孩子可能被一同击中而不顾，结果一枪打出，击中小孩。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放任的间接故意，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第三，并非明确追求具体后果，而是在瞬间的情绪冲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危害行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聚众斗殴中有的人临时起意，拔刀就捅，不计后果，对死亡结果有预见，但不是明确的希望死亡的发生，而只是抱住放任的态度。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持希望意志的直接故意在主观恶性上较持放任意志的间接故意要深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国刑事立法对两种故意未作处罚上的区别对待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意志因素主要反映罪过性质，而不在于主要反映主观恶性的深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14条对故意犯罪认识因素的规定落脚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上，并不具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依据，因此应当修改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在事实上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样的规定表述表明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已不在行为人的明知范围之内。因为事实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出现在行为实施之后，因此，行为人对此有无认识已不影响到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成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可能将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贯彻于司法实践的全部与始终，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制的严肃性与统一性。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联系电话025-8582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