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的答复
1989年5月22日，最高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请示的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经研究认为，请示报告所谈基本案情清楚，意见明确。我们认为：
日本人纪平孝有向湖南省人民医院赠送汽车的意思表示，湖南省人民医院得知后，经请示批准，也作出了接受赠送的意思表示，随后，双方就赠送汽车一事，各自为赠送和受赠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车到我国境内后，海关根据海关行政管理法规予以放行和准予免税，是对当事人的出入境的物品，依法实行的海关监管行为，不涉及当事人的出入境的物品的所有权问题。经当事人双方的商定，入境汽车由受赠方派司机帮助开至长沙，这期间，纪平孝多次有返悔的意思表示，车到长沙后，纪平孝没有马上将车交付受赠方，并在拟定的赠送仪式以前，明确反悔，不再赠送，受赠方在纪平孝拿回钥匙情况下，私配钥匙开车办理了上照手续，至纪平孝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汽车，《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赠予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事先没有约定赠予物所有权的转移方式，赠予物所有权只能从交付时起转移。对于这种单方的法律行为，赠予人有权在交付赠予物之前撤销自己的赠予意思表示。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意见，纪平孝在未交付赠予物之前撤销赠予的意思表示，依我国法律是允许的，因而产生赠予关系不成立的法律效果，纪平孝关于赠与关系不成立，被告应当返还汽车的请求应予支持，如果纪平孝的反悔行为给受赠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纪平孝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关于附条件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涉及，因为没发生赠与物交付的问题，就谈不上附条件的问题。
另外，如赠与成立，汽车、电脑、天体望远镜等予补税。
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的请示报告 湘发字第〔1989〕第45号
最高人民法院：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对该案原、被告之间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赠与是否有附加条件认识不一致，向本院请示。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基本有了一个倾向性意见，但不完全一致，鉴于本案系外国公民向我国法人赠与物品的过程中发生反悔引起的纠纷，是我省第一起涉外赠与案件，对这类案件我们缺乏审判实践，把握不足，为此，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本案基本案情和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纪平孝，男，64岁，日本国籍人，系日本东京防灾工学非常勤役员，住日本国东京都八王子市川町485，现旅居长沙市芙蓉宾馆。
被告：湖南省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张素元，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二、原告起诉的请求事项：
1．请求法院责成被告完好无损地退回属于原告所有的日产Ｅ－ＨＣ231小汽车一辆；
2．请求法院责成被告返还属于原告所有的存放在小汽车里的天体望远镜，电脑及行李物品等；
3．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侵权行为，并责成被告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
原告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原、被告间的赠车，原告曾一再提出以被告给予原告使用一定条件的房间为前提条件，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在条件未达到之时赠与关系不能成立；2赠与系合同关系，是双方的法律行为，而被告没有书面表示接受此项财产，赠与关系不能成立，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应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给受赠人之后方为生效，原告只是委托被告的司机开回长沙，并在车抵长沙后索回了该车的唯一一片钥匙，原告还保留有该车在日本的产权证书，赠与物实际上尚未交付给被告，故原告有权撤销赠与，此外，“赠与书”只采用中文形式，这有违国际惯例，并致使原告人的意思表示与真实意思不一致，双方的赠与系无效民事行为，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三、被告反诉的请求事项：
1．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反诉人已受赠的日产Ｅ－ＨＣ231小汽车（现中国湖南01－08841车号）的所有权不受侵犯，驳回被反诉人的诉讼请求：
2．请求法院追究被反诉人在已赠与后翻悔，并背信弃义，无理缠讼，使反诉人在声誉和经济上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责成其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3．请求法院责成被反诉人支付其因违约行为该付的违约金和支付反诉方超期保管行李物品的保管费用。
被告认为：1．纪平孝赠车是无偿的，而不是附条件的。纪平孝确也提出过要我们帮助找房子，但不是作为赠车条件。5月12日，纪与戴承久谈话时提到帮助找房子，戴表示要以纪平孝依法办妥了在中国居住一至二年的合法手续为前提。2．纪平孝赠车是主动的，自愿的，而不是被动的和受欺诈的。3．该小车的所有权因受赠已依法转移。反诉方已是该汽车唯一合法的所有人。4．被反诉方纪平孝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无理翻悔，并在诉讼状中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给我方在声誉上和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纪平孝的翻悔事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四、法院查明的事实：
日本人纪平孝1988年4月在衡山旅游时，因患眼疾，经衡山县医院介绍于4月25日来湖南省人民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下睑疤痕性外翻，该院安排其住进老干病室，由眼科副主任负责进行治疗，纪平孝在住院期间经常外出，有时外宿不归，院方即派学过日语的徐毓华医生给他讲住院病人应遵守的规章制度，由于纪的眼睑疤痕尚未软化，需等待一段时间再做整容手术，遂于5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仍为下眼睑疤痕外翻，嘱以后来手术矫型，住院期间，纪曾向徐毓华医生反映：住在医院不安静，想找乡间别墅居住，要找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问徐好不好找。徐作过一般打听。告知外宾需住指定的宾馆或招待所。5月12日下午，纪平孝及其中国朋友邹治平（为纪作翻译）与医院结帐，在与徐毓华告辞时，邹对徐讲，纪很喜欢长沙，想在长沙定居一年，能否帮他疏通一下办理定居一年的手续。纪讲还想把自己的一辆汽车送给医院，因为还想来院做手术，带两台电脑来，在中国开设电脑培训班。徐未答复要请示院长。院长张素元听汇报后没有答复，纪要求院长接见他。医务科干事戴承久告诉徐，此事等明天再说。5月13日徐打电话找张院长，由戴接电话，戴即去了纪平孝那里，当时有徐毓华，眼科副主任戴守在场，邹治平作翻译，戴承久与纪平孝交谈了如下内容：纪平孝提出要把他自己的一辆汽车送医院，带两台电脑来，用一年之后，一台送给医院，一台送给邹治平，两台电脑的关税也由医院支付，其中一台的关税一年后由邹付给医院，赠与的汽车入关手续由医院尽快办理，纪将于19日或20日回日本，要求用传真电话于23日与其联系；纪提出想在长沙作暂时性定居，希望医院帮其找一套房子，医院只负责疏通办手续的渠道，手续由纪办理，房租由纪支付。戴承久未表态，即与戴守同去请示院长，张素元指示：1．医院对纪平孝来院治病表示欢迎；2．对纪赠车给医院表示感谢；3．有关赠送的小汽车能不能接受，手续怎样办理，还要请示省卫生厅和省外办。并特别询问了赠汽车与找房子是不是同一码事，戴答不是同一码事后，强调如果是一码事，我们就不能搞，因为纪平孝能否在中国定居，医院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管这些事。两戴将院长的指示通过邹治平翻译给纪听了。谈话结束时，戴承久就赠车的事对邹讲，口说无凭，要有一个文字根据，邹翻译给纪平孝听了后，约戴下午到芙蓉宾馆去拿。戴去宾馆会见了纪与邹，纪与戴进行了交谈，纪再次谈了房子问题，戴答应帮其找房子，愿意为其牵线帮忙，并说了医院附近有一栋房子可以租给他，月租约500元至600元。纪说不贵，房租由纪自己出。之后纪把通过传真打字机打出来的、并在上面签名的一份致张院长的日文信交给了戴，内容的大致译意是：“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将我在日本所有的汽车赠送给贵院，该车从日本神户港乘中国鉴真号船运到上海，入关手续以及这辆车的税金，如果能由湖南省人民医院支付，我将很高兴”。戴承久回医院后，将此信与同时拟写的向长沙市东区公安局《关于外宾租佃民房的请示》函和给长沙海关的报告交给了张素元院长。5月21日张指示徐毓华以医院名义给已回日本的纪平孝写信告知：“关于您送车给我院一事……入关手续非常复杂，而且关税很高，据说是汽车和电脑价格的2．8倍，因为这种情况，您原来拜托我们的事情，可能不能满足您的愿望，请谅解……”5月27日纪平孝给医院来信：“关于带汽车入中国，日本的手续也有很大的变化，不管怎样要达到目的……”5月30日纪平孝又给医院来信称：“来信拜读，知道进入中国的手续很难，我这里手续也很麻烦，贸易方面的朋友建议，值我旅行之际，作为必要带的物件带到你们那里。我想6月10日左右装船，问题是在上海税金很高……。按预定，汽车由船运至上海，由我开车，从上海到长沙至医院，因为我不用车赠给你们……”。同时省人民医院以院长张素元的名义给纪平孝发出电报。电文说：“汽车的入关手续可能办成，请你把日本的有关手续赶快寄来好吗？”纪复电说：“信还未收到吗；现在手续正在办理中，车的照片信中已寄，出口关系，文件、模写（拍照）后寄来”。6月3日徐毓华给纪平孝去信告知：“院方继续办入关手续，我想一定会成功的”。6月10日纪给徐复信“……带车出境的事，今天总算按法律完成了，决定保养检修汽车的予定，保养检修完毕，13日向输出汽车检查协会提出申请，如果合格，14日向通产省提出申请，如果好的话，发给许可证，再向日本税关提出输出申请，贴上送物证就可以装船了。……今天把有关输出的文件抄写寄来，也许你们接受货物的有关文件需要，到时请参考此类文件制作，将医院正确地址，接受汽车的医院代表名字记入急送去……”。双方为汽车办了出 关、入关手续，纪平孝向日本主管机关办理输出（许可、承认）申请书上填写的输出目的地（日文为仕向地）长沙，经由地上海，代金决济1、方法栏填写“无偿提供”。省人民医院则以纪平孝“无偿赠车”向省侨务办办理了“受理华侨、港澳同胞捐赠”的审批手续，同时向省政府报请免征关税，由省政府办公厅致函上海海关“予以免税放行”。6月20日医院收到纪平孝来电，告知汽车6月23日进入上海港。医院没有派人先行到上海接待。23日纪抵达上海，又发电报通知了医院，医院无回音，25日纪打电话声称再不来人就走了，医院即派徐毓华于当日飞往上海与纪会晤，纪对医院无人去接非常生气，经徐解释后，气氛好转。27日医院派医务科干事柳铁明，司机周学良携带汽车入关手续到上海，在宾馆会见时，徐介绍柳系科长，把批准汽车入关手续给纪看了，随后柳与司机在纪住的房间卫生间洗漱，把卫生间搞得较乱，纪发了脾气，当着柳、徐毓华和司机的面说要将汽车带回日本，不送了。柳对翻译邹治平说，要是纪将汽车开回日本的话，他们回去就会受到处分，可能被辞退，把后果说得如何如何严重。经再三解释，纪同意来长沙。29日纪平孝向徐、柳提出房子问题，徐对纪说柳在长沙活动能力很强，可以帮其找房子和安装电话，但要纪支付一切费用。纪即要柳等作出保证，柳铁明就写了一份协议书，写明“纪平孝为表达对我院的感激之情，特无偿赠给我院一台日产尼桑牌小汽车。纪平孝先生自愿短期居住长沙，根据此种要求，我们准备申报有关单位以后，办理正当居住手续，再与纪平孝先生商量具体办理办法”，柳在协议书上签了名，因柳说要经院长许可，便放在徐毓华的包里，没有日文本，也没叫纪签名。接着柳铁明、周学良与纪平孝、邹治平同到海关办了验关手续，同时会同海关王科长到江湾机场看了车，纪告诉司机周学良怎样驾驶这辆车。当时纪急于来长沙治病，需提前出发，但又担心车上装载的行李，怕司机途中出事，6月30日准备起程前纪又向邹治平说：不送车了，要回日本去，司机向纪保证对他的行李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纪才与邹治平、徐毓华乘飞机到武汉，而后乘火车抵长。
7月1日中午，省人民医院在奇峰阁酒家为纪平孝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徐毓华拿出柳铁明在上海写的协议书给张素元院长，谌忠友副院长等人浏览了一遍，但均未置可否，也未与纪正式商谈，一般性的提到房子的事，纪表示房租一般不要超过300元，邹治平问纪要不要医院方面的协议书，纪说不要。7月4日，省人民医院事先未与纪协商，写了一份《馈赠接受书》的中文本，由副院长谌忠友，办公室主任刘常志，徐毓华医生等来到纪平孝的病房里，有翻译邹治平在场，由邹把馈赠书翻译给纪听了，谌忠友和纪平孝分别在该书上签了字。接受书签字时，赠与物还在上海，7月9日才从上海开出，13日抵长沙。此期间，纪多次问徐毓华，房子的事进行得怎样了；汽车到了没有，甚至问医院是否把汽车卖掉了，常常发气，要求院长答复。7月13日纪平孝与张、谌院长谈了一次话，有邹治平、徐毓华在场，谈话大概内容是：（1）汽车到达长沙，医院马上通知纪；（2）房子，医院还是帮纪找，房费问题，医院研究后才能决定；（3）汽车没到长沙之前，纪住宾馆的费用由省人民医院支付。
7月13日下午六时，有人告诉纪车已经开到医院了，把他的行李都搬下来了，纪给医院谌副院长接通电话。纪说：车已经来了，能否把钥匙给他，并不要动他的行李，他来确认。谌说：是为了打扫汽车，卸下了一些行李，现已装上车了。双方约定晚八时半到医院会面。纪、邹于8时多一点到医院，先见到柳铁明，周学良司机。纪要看他放在车上的行李，从司机那里拿回了车钥匙，谌副院长来后，听说纪要开车到武汉去，便与邹治平发生了口角，原定于7月14日举行的赠车仪式没有搞成。
7月21日，纪平孝请了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胡可、孟建辉一同到省人民医院取走部分行李。仍放在医院的部分行李列有清单，纪平孝与省医院双方签了名，翻译是国际旅行社的邓伏初，纪说他丢失了三样东西：一台照相机，几支圆珠笔，几对女式手套。7月28日，湖南省人民医院自配汽车钥匙，凭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湘侨捐字（1988）43号”文件，湖南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进口机动车辆检验登记通知单字第88484号”等文件，到长沙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汽车入户手续，8月31日，纪平孝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审理中对本案的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赠与是否有附加条件认识不一致，向本院请示，对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赠与合同有效，理由：（1）本案的赠与人与受赠人虽没有签订一份正式的书面赠与协议，但双方都有书面的关于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后来双方在馈赠接受书上签了字，形式上是合法的。（2）内容合法，赠与人所赠送的物是属于其自己所有的财产，受赠人接受该赠与物是用于医疗事业。（3）赠与合同的主客体合法，赠与人与受赠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和法人，客体是财产。（4）该赠与物从上海海关查验放行之日起，应视为实际交付。（5）受赠人持有关文件在公安机关办理了汽车的入户手续，已经取得该赠与物的所有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赠与合同不能成立，赠与未完成，理由：（1）双方签订的《馈赠接受书》只有中文本。（2）赠与物抵达长沙后，赠与人取走了该车的钥匙，赠与人还保留有汽车在日本的所有权证，受赠人在赠与物未实际交付时，背着赠与人私配钥匙，单方面办理汽车入户手续，赠与人翻悔，应视为赠与行为尚未完成，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3）赠与人在法院陈述赠车的原因不是出于感谢，而是想在中国搞“软盘研究”。
中院认为本案赠与是不附条件的，理由：（1）赠与人给受赠人的信内容只表示感谢，愿意赠车，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2）赠与人在日本办理汽车输出（许可、承认）申请书上写的“无偿提供”，受赠人是以对方“无偿赠送”向主管机关报告，并取得批准的。（3）赠与人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翻译不告诉他《馈赠接受书》的内容，他不会在一份不知内容的中文本上签名。（4）赠与人和受赠人确曾谈到找房子这件事，受赠人只是答应，赠与人办好在中国居住手续的前提下“帮助找房子”，这与赠与没有任何联系。（5）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方给予受赠方财产不能有任何代价，受赠方也不必给赠方等价或不等价的补偿。
五、省法院民庭讨论结果及处理意见
省院民庭讨论的意见，一致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关系没有成立，赠与没有完成，财产所有权没有合法转移，理由是：（1）赠与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必须是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一致达成协议，赠与才能成立生效。本案的赠与人是外国人，向中国医院赠送物品，赠与物的价值较大，又是依法应办理财产转让，过户登记的特定物，双方应当就赠与物的用途，交付的日期，地点和方法、附条件等达成协议，采用特定形式，签订赠与合同，备有中日两国文本，并经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其民事法律行为从此时才能成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任意变更或者解除。日本人纪平孝给省人民医院信件，只能表示想赠车的意思，医院给纪平孝的信件只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这只是双方订立赠与合同的要约和承诺，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都不能视为赠与合同。（2）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合同的履行，必须是赠与人将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受赠人实际接受了赠与物，从此时起财产所有权才发生转移。本案赠与人5月13日写信给医院称：“按予定，汽车运至上海，由我开车从上海到长沙至医院，因为我不用车赠与你们”。在日本办理自动车输出（许可、承认）申请时也写明经由地上海，目的地长沙。该赠与物从日本海运到中国，在上海仅依照我国海关法办理关税准予入境手续，然后由中国司机驾驶开往受赠方所在地（因为纪平孝没有获准在我国驾驶汽车的执照）从6月23日到7月13日，赠与物实际仍在运输途中。同时赠与人是随赠与汽车到上海的，车内放有赠与人的电脑，天体望远镜，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和行李，表明赠与物仍为原所有人占有、使用，赠与物并未交付，赠与还没有完成，财产所有权没有转移。在赠与人没有将赠与物交付的情况下，受赠人将赠与物据为已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是违法和无效的，例如由受赠人7月4日单方面制作的《馈赠接受书》，受赠人私配汽车钥匙，持有关文件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的汽车入户手续等。（3）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但赠与的一方可以附加条件，要求受赠方承担一定义务。本案原、被告没有签订赠与合同，但从本案的全过程来看，赠与人从开始提出想赠车起，即向受赠人方提出想在长沙作暂时性定居，要求帮助找一套住房，租金由赠与人负担，受赠人也确有帮助租房的承诺，尽管赠与人应受赠人方的要求写表示“无偿赠送”的信中没有附加什么条件，但双方口头协议是客观事实的存在，应当视为赠与人赠车是有附加条件的，而受赠人承诺承担找房子的义务，正是因为有对方赠车为前提才承诺的。这一承诺没有成就，是赠与人翻悔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赠与人是否出于真实意思无偿赠车，也不能排除其另有原因。
处理意见：本案系涉外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不符合我国民法的规定，日本人纪平孝赠送的旧车是在日本1989年度将报废的车辆，赠与过程中多次表示反悔，出尔反尔，甚至多次对受赠方表示出不友好言词。受赠人湖南省人民医院对外国人赠送物品，附加有条件，无能力承担义务或对方不友好，理应拒绝接受馈赠。在赠与人发生反悔赠与物未实际交付前，私配钥匙，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汽车过户，不能视为取得该赠与物的合法所有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二）、（三）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五）、（七）项之规定，双方民事行为均属无效民事行为，赠与不成立。在处理时，既要维护国家法律和民族的尊严，又要注意国际影响，从中日友好这个角度进行调解，促使双方体面地达成协议，妥善解决争端。调解不成，应判决赠与不成立，入境汽车因改变用途交中国海关处理。
六、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
出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的委员八人，有七人倾向民庭的讨论意见，即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没有成立。本案原告在赠与过程中反悔，导致赠与没在最后完成。赠与的法律后果是财产所有权转移，受赠人只有通过合法方式，在赠与人实际交付了赠与物才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告赠与实际是附条件的，口头附条件实现了就赠与，附条件没有达到就反悔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外国人赠与域外动产给我国公民或法人，从该赠与物进入我国海关就应视为已实际交付了，财产所有权即已转移。双方表示赠与和接受赠与的信件均未提及附条件，不承认原告赠与是附条件的。因而赠与应有效。
对本案的处理，一致认为应先行调解，尽量促使双方体面地解决。调解不成，即应判决赠与不成立，汽车由于改变赠与性质移送海关处理，由原告承担被告在赠与过程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9年5月10日
劳动者主体资格的法律分析
——兼议劳动者法律本质
□ 孙俊强
1、引言
1.1研究背景
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在国外称为雇员、雇工或劳工等，是与雇主相对应为存在的，而在我们国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一般认为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我们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自然人要成为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就涉及到了劳动者主体资格[ 有学者称之为劳动者身份识别，笔者认为在劳动关系中这一提法是恰当的，但是抛开劳动关系而谈劳动者身份很不妥当。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包括但不限于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以下简称劳动者资格）问题。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劳动者资格应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从属性标准，以从属性为核心衍生出的一系列作为判断我国劳动者资格的标准[ 许明月《劳动法适用中的劳动者身份的识别问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吕琳《论“劳动者”主体界定之标准》，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袁爱萍《试论劳动者主体资格》载http://www.9ask.cn/blog/user/yuanaiping/archives/2008/4558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11月25日16时52分；张建伟《论劳动法上劳动者主体资格界定的标准》，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侯玲玲、王全兴《劳动法上劳动者概念之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1期。这些文献的观点本质上是以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劳动者从属性这一标准为基准而展开的。]。事实上，劳动者资格问题只是将劳动法律关系（以下简称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法律本质显性了，从劳动者应该具备特殊条件为视角揭示了劳动者的法律本质，而劳动者的法律本质从根本上回答了劳动者的内在的、稳定的法律属性，深入解决了劳动者法律概念、主体资格、劳动关系及劳动保护等法律概念与制度的核心。对此，暂且抛开劳动者资格研究中的不足与问题，本文认为研究劳动者的法律本质从理论上解决了劳动者的法律内涵与外延，是对劳动者主体资格研究的深入，从理论角度解决司法实务的劳动者的判断标准进而保护保护劳动者免受权益侵害。
我国《劳动法》第2条和《劳动合同法》没有从立法上对劳动者法律概念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即劳动者资格问题。再加上《劳动法》第3条和第12条所使用的“劳动者”这一法律术语的含义[ 《劳动法》第3、12条所使用“劳动者”的含义是同于《就业促进法》的，均指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是不同于《劳动法》第2条和《劳动合同法》的。即，前者指的是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后者是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国家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了劳动者这一法律概念，进而造成劳动者的含义具有了多样性，既有宪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也有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更有其他部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参见侯玲玲、王全兴《劳动法上劳动者概念之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1期；劳动者涵义内容的丰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类劳动具有多样性，具体参见许明月《劳动法适用中的劳动者身份的识别问题》的第一部分，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生活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凡是从事劳动的人都是劳动者，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从事脑力劳动。所以，劳动者在劳动法律部门内部的法律规范上尚不统一，而且社会成员的既有思维方式与劳动立法还有冲突。同时，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数量远远大于用人单位，造成了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且经济实力和信息掌控能力等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弱化劳动者的法律地位。我国对劳动者资格问题研究不充分导致了我们不能准确清晰地把握劳动者的法律本质。不健全的理论研究造成了劳动立法和劳动司法实务往往不能全面及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了劳动者在劳动纠纷中的权利尴尬。在已有研究的文献基础上，本文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论证劳动者资格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劳动者的法律本质问题，在理论上全面完善劳动者法律内涵与外延
1.2研究方法
从一定角度上看，研究方法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工具，体现了文章中的思维方式。实证分析、法律解释、比较研究及历史研究方法是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主要方法和思维方式。因此，下列研究方法在本文的相关论述中有所体现：
1.2.1实证分析的方法
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法律现象的重要形式莫过于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就业促进法》等涉及劳动者法律条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不可估量。典型案例是对法律条文的现实表述与运用，蕴含着法律条文规范与改进的方向与措施。研究有关劳动者的法律条文的根本目的是指导这些法律条文的解决劳动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司法实务中有效运行。对劳动纠纷典型案例分析，是对“实践检验与发展真理”这一哲学方法的实践，通过案例来发现有关劳动者的现行法律规定中的存在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但是，论文的理论色彩和本文的写作时间促使，我们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不得不抛开典型的劳动案例，仅仅从劳动法律规范具体条文的法律规定研究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2.2法律解释学的方法
抽象的语言与开放的语言表示体系造成了法律条文中有关术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立法者的有限预见能力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促使已经建立的法律制度或措施有所损益。因此，实施法律不得不对其进行相关解释。我们主要运用语义解释和逻辑解释等方法对法律适用中的问题进行解释，保证法律准确适用。语义解释主要围绕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做出扩大或缩小解释；逻辑解释围绕立法目的或者法律体系结构做出相应的解释。无论学者们或者司法实务部门运用何种法律解释方法阐释相关法律条文或法律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法律的实施。一句话，解释法律条文的方法是被用来解决适用法律中的疑难问题，而不是用来玩弄法律文字和规避法律规定的。具体到我国劳动立法中所规定的劳动者，所使用的法律术语是概括性的与抽象的，亟需对实施有关劳动者的法律条文蕴含的问题进行阐释。另外，进行理论研究也离不开法律解释学的方法，通过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劳动法学者们可以挖掘和把握劳动者这一法律主体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
1.2.3比较研究的方法
众所周知，劳动者这一法律概念是土生土长的，但是有关劳动者资格研究的理论知识离不开国外先进劳动法学理论只是。所以，无论劳动法学者们从理论上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还是立法部门收集有关劳动者保护的立法资料，他们都不得不了解和比较国外劳动法有关劳动者的法律规定以及关于这问题的相关知识。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劳动者资格问题，我们容易得出劳动者的共同之处与差异之所在以及发展趋势。以此来推动我国劳动者保护在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与独具中国特色。围绕理论知识而开展制度文明史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导致制度文明的多样性与层次性。落后制度学习先进制度是必然的，而学习的重要途径就是比较借鉴不同的先进制度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因此，在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时，我们不得不秉承批判继承的态度认真对待国外有关劳动者资格的理论研究。
1.3论文的逻辑结构
本文的主要框架做如下安排：
第一部分，论文的引言部分。在这里本文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劳动者资格问题近年来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而劳动者资格问题干涉到劳动者权益保护，故我们亟需完善劳动者资格。本文运用比较研究、实证分析以及法律解释等方法研究劳动者资格，从而讨论劳动者的法律本质。
第二部分，本文主要讨论劳动者这一法律主体的理论知识。我们国家有关法律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了劳动者这一法律术语，造成了劳动者的多义，影响了实践中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劳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劳动法上的劳动出发，在理论上讨论劳动者的法律概念，结合国内外劳动法律有关劳动者法律规定，从理论和立法实践两个方面出发把握劳动者的法律概念。
第三部分，本文主要讨论劳动者资格问题，即自然人要成为劳动者所应该具备的条件。透过现象抓本质是一种哲学方法，而劳动者主体资格问题正是劳动者本质的表现，所以这种方法论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劳动者的本质问题。这个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概述与评析国外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问题的研究；二是分析论我国劳动者主体资格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三是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完善劳动者主体资格问题。
第四部分；本文在研究劳动者资格的基础上延伸讨论劳动者的法律本质。劳动者的法律本质是我们深入研究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当下，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这造成了劳动关系主导下的劳动者相关问题研究。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混淆了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的逻辑顺序，也忽视了《就业促进法》专门保护未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的法律规定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劳动者的现状。所以从理论上研究劳动者的法律本质，进一步总结劳动者资格问题所要表达的深层问题，进而推动劳动立法的完善，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4论文标题的解释
从论文的标题来看，论文主标题是劳动者主体资格法律分析，副标题是兼议劳动者法律本质，两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范畴，从逻辑思维上是无法将过去。对于这点，本文从不回避。本文认为劳动者法律本质的研究是在对劳动者法律概念、劳动法上的劳动、劳动者主体资格、劳动法律关系、劳动法律规范以及劳动法律纠纷等问题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劳动者法律本质，进行前期理论建构。本文在前面一再强调在劳动者主体资格问题探究的基础上延伸讨论劳动法律本质的问题，文章的重点内容是放在劳动者主体资格研究上，而第四部分只是进行了理论上的简单讨论，论证方法和结论尚不成熟。所有这些将对本文写作者将来进一步研究有关劳动者法律问题留下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
2.劳动者资格问题的理论基础
准确理解劳动者的含义是我们研究劳动者资格的的基础，所以我们要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就必须从学理和现行法律规定两个方面讨论劳动者这一法律概念所蕴含的涵义。由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革新，所以在不同时代或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类的生产劳动会有所不同，因而劳动者的涵义也愈加丰富。法律是社会最有效的调控手段，因此，现行法律基于各自的立法目的并结合现实状况，所使用的劳动者这一法律术语具有了不同意义。我国基于自己的国情，在劳动法上没有使用劳动法学特有的雇员或劳工这一概念，而使用了劳动者这一概念。这使得我们在研究和解决实际案例时产生了不少困难。因此，本文从劳动者产生的物质基础、劳动者的法律概念以及劳动者的法律规定等方面讨论劳动者的内涵，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
2.1劳动法上劳动者的物质基础——劳动
2.1.1劳动的三种表现形态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分析劳动过程时，对劳动的一般定义做过精辟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的、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王全兴著《劳动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1页。]。劳动是人类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运用其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能量的一种指向性、再现性、创造性的过程和活动。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经典论述，我们知道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会发生两种关系：一是人类在使用生产资料开发、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类在开发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生产劳动离不开以下基本因素：一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其他劳动条件；二是劳动者。只有这些要素有机结合，生产劳动才能进行，人类社会进而才得以持续发展。生产劳动基本因素可以根据人类的不同需求进行不同的组合，所以人类的生产劳动的类型大概有三种[ 参见许明月《劳动法适用中的劳动者身份的识别问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这三种类型的生产劳动可以在同一时代或同一国家和地区同时存在，只是在社会所在的比重大
小不同而已。]：（1）在自己提供劳动资料等条件下进行劳动，以劳动成果满足自己的需求，或将自己的劳动成果通过交换获得各种消费资料，满足自己的需求；（2）自己提供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其他劳动条件，与他人提供的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活动，以劳动成果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通过交换获得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生存；（3）自己提供劳动力，与他人提供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其他劳动条件相结合，通过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获得劳动成果或劳动报酬，以劳动成果直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或以劳动报酬（货币）购买消费资料，维持生存。
2.1.2不同类型劳动者。
根据上述不同类型的生产劳动，我们可以得出三种意义上的劳动者，即广义上的劳动者、狭义上的劳动者和最狭义的劳动者。广义上的劳动者，从外延上看包括了处于所有上述三种类型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人。从各国立法来看，有些国家的立法对于劳动者就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五编“劳动编”规定了相关劳动，其所谓的劳动包括单纯劳动力提供者对企业提供的劳动，也包括通过设立公司、企业或进行自由职业等方式而进行的劳动，从事所有这些劳动的人都被视为劳动者，为企业提供劳动力的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一种类型[ 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编“劳动”。]。狭义上的劳动者包括了处于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生产劳动过程的人。其中，处于第一种类型生产劳动过程的人有两种情形：一是直接或主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们大多采用这种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存；二是直接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的劳动成果交换，利用市场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农民、个体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最狭义的劳动者仅指处于第三种类型生产劳动过程的人。他们仅仅提供劳动力为他人所使用，通过提供劳动力获得劳动收入，通过劳动收入（货币）换取生活资料来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活需要。因此，他们被称为职业劳动者。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者与处于第二种类型生产劳动过程的人是相对应的，其中，前者提供劳动力，后者提供劳动场所、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其他劳动条件；前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后者是劳动力的使用者。[ 参见许明月《劳动法适用中的劳动者身份的识别问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1.3小结
不同的生产劳动会产生形式各样的劳动生产关系，而不同的劳动生产关系又孕育着不同的劳动关系主体。劳动法律规范所规制的劳动经济关系，即劳动法律关系及其相关主体的物质基础——劳动具有特殊性。劳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的从属性，即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从属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范围和活动，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归属于用人单位。二是劳动的利己性，即社会分工和社会经济进步造成了劳成为劳动者个人谋求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三是劳动过程性，即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是一种过程而非结果，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有机结合是劳动的基本形态。四是劳动的法律性。劳动者的劳动不再仅具有经济属性，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关系增强了法律性，人们不断用它来判断和识别劳动关系。同样地，从劳动法劳动的特殊性出发，劳动法学者创造了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此，研究劳动者的相关问题无法绕开劳动而顺利进行。
2.2.中外国家法律规范中的劳动者
2.2.1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劳动者的规定
劳动者不仅是劳动法学上的学理概念，更是一个法律术语，我国的现行法律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有关劳动者规定的法律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主要集中于宪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中。具体规定如下：
1、宪法上的劳动者。我国宪法上对劳动者的含义未直接规定，而是通过有关条文表现出来，有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与剥削阶级相对的阶级群体，如《宪法》序言的规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二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包括农业劳动者和城镇劳动者，就业前的劳动者和就业后的劳动者，如《宪法》第8、42 条。三是处于具体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如《宪法》第43、44条的规定。
2、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分为准劳动者和劳动者，前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但没有处于劳动关系中的自然人，即劳动力市场中尚未就业的自然人；后者指处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即《劳动法》第2条和《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劳动法律规范中的相关制度，如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等都是为劳动者所设计的[ 侯玲玲、王全兴《劳动法上劳动者概念之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1期。]。
3、社会保险法上的劳动者。各国的社会保险通常与雇佣劳动者相联系[ 社会保险和劳动者保护有一定联系，但是不能因此就将是否享有各种社会保险作为判断劳动者的标准之一，这是不可取的。正是由于这一观念的局限，我们往往不能正确保护农民工和返聘人员的合法权益。]，而且现代社会保险法的保障范围呈扩大趋势，即某些非雇佣劳动者，如公务员、自营劳动者（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也可纳入其中。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作为工伤保险对象的劳动者，只限于职工和雇工[ 这里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雇工是指个体工商户所雇佣的，从事非自主劳动的自然人。在笔者看来，二者实际上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区别在于用工主体。]。随着农村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我国对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变革，主要体现医疗和养老这两个方面。随着农村的新型医疗和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和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同时，《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障对象一般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但也包括退休劳动者，具体为职工、公务员、参照公务员依法管理的工作人员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雇工，不同险种中劳动者的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保险法上的劳动者主体是广泛的，以至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都应该纳入其保护范围。
法律上规定的劳动者是一种法律主体，是法律赋予其劳动权利义务的自然人。由于各种法律的理念和立法宗旨不同，所以不同法律中规定的劳动者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要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还必须准确理解劳动法学上的劳动者概念。
2.2.2国外有关劳动者的法律规定
劳动者是与用人单位相对应的法律主体。因此，从某种角度看，研究用人单位不失为研究劳动者相关问题的一个捷径。用人单位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招聘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并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出于对劳动者的保护，理论上认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的使用者，必须能够为劳动者实现劳动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一是拥有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场所；二是有能力承担劳动法规定强制性义务。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实现劳动权创造了机会和条件，用人单位的法律规定同样可以用来判断和推测劳动者的法律规定，有时两者的法律规定是合一的。
本文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没找到国外法律规范中有关劳动者具体条文。因此，选取了国外一些国家有关用人单位的法律规定用来弥补本文的遗憾。国外对于用人单位的规定是不同的[参见许建宇、陆绢纺：《论劳动法上的雇主资格》，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第4期，总第79期，第32——38页；王全兴主编《劳动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直接或者间接代表雇主利益的任何人”，如《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和《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私营部门的法人和自然人”，如《伊拉克共和国劳动法》，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无论自然人和法人”，如《卢旺达劳工法》，有的国家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的行政领导人，如挪威。相比之下,国际劳工组织的许多公约则更为简洁：“雇主”一词,除另有歧义外,包括任何公共当局、个人、公司或协会；该组织的许多论著和文章在对“雇主”进行进一步解释时强调,“雇主”不一定就是企业主,为此,不论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还是部分社会化经济条件下,雇主是指雇用或解雇工人的人。应该说，国外及劳工组织将用人单位的范围不扩大，包括任何法人和自然人。不断扩大的用人单位必然也会影响到国家法律对于劳动者的规定。本文认为，根据国外有关用人单位的法律规定，劳动立法规范劳动者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降级劳动者法律规定的同时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各方面规制。
2.3劳动者法律概念
所谓劳动者，是指与用人单位相对应而存在的，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但是，学界关于劳动者概念的专门讨论并不多见，往往只在教材中提及，主要观点有[ 转引自侯玲玲、王全兴《劳动法上劳动者概念之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1期。]：（1）认为法律上的劳动者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已参与劳动关系的自然人；狭义的劳动者亦有广、狭义之分，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参与劳动关系，但不一定为劳动法律关系的自然人，此即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自然人，此即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这是王全兴教授的观点，其认为劳动者有三种分别为具有劳动能力的自然人、进行劳动的自然人和为他人劳动的自然人；而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仅指为他人劳动的自然人。]。（2）认为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是与劳动力使用者相对应的一方主体，是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3）认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现代产业社会中受雇于他人，以工资报酬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的体力和脑力工作者。（4）认为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界定标准不明确，理论研究也不足，建议采用日本法上所采取的“使用从属性”作为认定劳动者身份的标准。从上面关于劳动者概念的各种观点中，我们发现劳动者具有以下含义：（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2）劳动者遵守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和劳动纪律，并在用人单位管理、安排下从事劳动；（3）劳动者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4）劳动者依法享受劳动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从当下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看，我们国家的劳动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规定人员[ 一般认为高等院校的学生、农民工、、家政人员、返聘人员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不是我国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所以他们的权益应该由其他部门法进行保护，但是基于现实的发展，我国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如黄建水，行静斐《大学生劳动者主体资格的法律思考》，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7卷第2期；安琪《从劳动法视角探究兼职大学生遭遇侵权之原因及解决模式》载《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11卷第2期；卢明威《公司董事之雇员身份论》，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29 卷第4 期；郑谷晨《公司董事、经理是否属于劳动者？》， 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0d6dd0100fx8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10年12月5日18时38分；张立新《将家政服务逐步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载http://business.sohu.com/20090804/n26570470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11月30日12时45分；《保姆: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载http://finance.ce.cn/law/ldwq/fgjd/200611/06/t20061106_9296001.shtml，最好访问时间2010年12月3日21时07分；《返聘的劳动法规制研究》载《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金荣标《论退休返聘行为之法律分析》，载http://lawyer.nwupl.cn/bbs/viewthread.php?tid=157，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11月29日16时20分。]。
2.4小结
现行劳动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劳动者的概念，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6种类型的劳动法法律关系，对劳动者资格这一问题有个模糊的认识。现行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劳动者资格，所以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不能准确把握劳动者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了劳动关系和民法上的劳务法律关系（以下简称劳务关系）的混淆，因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全面保护。正如上文所述，劳动法学者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劳动者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争议。而之所以产生争议，是由于我国劳动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资格。为此，研究劳动者资格问题反过来促进学者对劳动者法律概念的深入研究，促进劳动法学劳动关系主体理成熟。
